任何制度一旦落地，随着多方参与博弈的演进，必定会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
公元8年之前，王莽上台之前，他是一个道德的典范，孝顺母亲、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但他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因儿子虐杀了家奴），过着极其俭朴和拮据的生活。
史料证明，王莽执政以后不仅依然故我，甚至更为理想主义。他从自己要作“尧舜之治”的逻辑出发，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如“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等。但是，由于这些要求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大多数臣民只能是敷衍了事，自欺欺人。
更具有悲剧色彩的是，他的“尧舜”行为迫使臣下仿效，但这样高的要求根本没有人能做到，除了少数“聪明人”能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王莽对官员要求甚高，但却忘了官员也是“名利”之人；起初衷心拥护他的臣民们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从信服、盲从，到怀疑、疲于应付，直至揭竿而起，王莽也最终为了他“尧舜之治”的理想而得罪了身边所有的人乃至天下所有的人。
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一种理想制度的落地需要在多方博弈力量中获得平衡，否则一旦追求人人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必然会异化为失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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