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一旦落地,随着多方参与博弈的演进,必定会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
公元8年之前,王莽上台之前,他是一个道德的典范,孝顺母亲、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但他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因儿子虐杀了家奴),过着极其俭朴和拮据的生活。
史料证明,王莽执政以后不仅依然故我,甚至更为理想主义。他从自己要作“尧舜之治”的逻辑出发,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如“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等。但是,由于这些要求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大多数臣民只能是敷衍了事,自欺欺人。
更具有悲剧色彩的是,他的“尧舜”行为迫使臣下仿效,但这样高的要求根本没有人能做到,除了少数“聪明人”能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王莽对官员要求甚高,但却忘了官员也是“名利”之人;起初衷心拥护他的臣民们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从信服、盲从,到怀疑、疲于应付,直至揭竿而起,王莽也最终为了他“尧舜之治”的理想而得罪了身边所有的人乃至天下所有的人。
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一种理想制度的落地需要在多方博弈力量中获得平衡,否则一旦追求人人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必然会异化为失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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