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阅读《苏东坡传》的第十四章“逮捕与审判”，其实就是“乌台诗案”。像苏轼这样的人，心中有话若不说出来便“如蝇在食，吐之方快”。而于诗人而言，不仅要说出来，更还会以诗文的形式写下来。老百姓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说“言多必失”，显然在这个时侯，苏轼是没有这觉悟的，或者说即便有这个觉悟，但可能他的前半生太过顺畅的缘故，以至于在他心中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无意之语，会给自己、给家庭带来多大伤害。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但人生过于顺畅，不经历挫折，在很多情况下未必是好事。
元丰二年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庭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舒亶、李定等也开始从苏轼诗中寻章摘句，并把其作为苏轼不忠于君的理由随同弹劾。政敌已亮出刀子，而苏轼却浑然不知。由此看来苏轼本不是一个政客，却在无意中被卷入政治斗争，悲哉，叹哉！
圣旨到了，太守官衙慌作一团，苏轼本人也一样慌乱，不敢出来面见钦差。如果书中记载真实的话，这个表现与那个大家心中风流潇洒的大才子的形象大相径庭，但细想一下，这其实也很正常。听说，最后还是在通判建议下，穿好官衣，面见了上差。虽说在被押走之前，还以开玩笑的口吻安慰家人，但丝毫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虽说公文内容只是免除他太守之职，传唤其回京问话。可这谁又能说得清呢？船开后不久，苏轼甚至还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幸亏没死，否则中国历史上又少了一位影响深远的诗人、文学家，又多了一位英年早逝的青年才俊。
可以看出，与那些政治老条相比，苏轼在政治上还是一个“雏”。说到乌台诗案，很自然想到很早听过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在本书中也有记录。说苏轼在狱中由儿子苏迈给他送饭，父子商定平时只送普通疏菜与肉食，若有坏消息，就改送鱼。一次苏迈因为筹钱而要出门，便把饭的事交予朋友，而未告诉他们之间商定的暗号。朋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藏送去一条熏鱼。苏轼大惊，之后便为弟弟子由写了两首诀别诗，算是自己的遗嘱。当然，最后苏轼因祸得福，终被释放。有人说，这是子由将诗文交还狱卒，以至皇帝看到苏轼诗文被其内容感动的原因。也许是这样，但要说苏家兄弟故为之，那就太低估皇帝及其它臣子的智慧了。
看到苏轼，自然想到寇准的故事。在被丁谓陷害后，寇准被流放。在丁谓设计之下，钦差带着圣旨来见寇准。当时钦差的包裹里鼓鼓囊囊，宝剑的剑柄甚至都露了出来。这在宋代其实是一种皇帝要赐死的罪臣的暗示。有的罪臣在心里崩溃的情况下，往往还没见到圣旨，就已自尽。那钦差故意慢腾腾地，等着寇准自裁，却不想，寇准更加不急，该吃吃，该喝喝，钦差无奈只好宣读内容。与寇准相比，苏轼的心里承受能力还是差了不少。
于苏轼而言，这次经历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大不幸，而于中国文坛而言，苏轼的这次经历，使他得以士大夫身份真正有机会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这次经历可以看作一个伟大人物诞生之前的一次洗礼，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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