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本质是什么，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我们应该奋斗还是逃避，也就是说追随固有的价值观随波逐流或因懒惰安于现状，每个时代都会有同样的困惑摆在年轻人面前，都会徘徊在生活的十字路口，生活的问题在于无法摆脱基于生活本能形成的固有模式，我们要吃喝拉撒睡基本生活功能的解决，生活的外在与内在都变得陈腐不堪，与之有关的一整套中产阶级生活价值观会把人缠绕的喘不过气来，在外是寻求一个华丽的名誉的生活，在内是寻求稳定的家庭生活，这种生活由于缺少内外一致性而陷入形式主义的危机，个人追求幸福成为对社会整体的一种否定。当你试图挣脱，会有逃离到更虚无飘渺不切实际更不稳定的独居或群居的方式的可能，社会已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反叛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上的抗议，你的行为甚至在开倒车，使人们回到幽暗穴居时代，或者坠入到以肉体放纵为形式的荒诞或者糜烂的生活中去，在个体可能是自由与解放，却无法孕育培养下一代。
社会从一开始建立一个外延稳定的结构开始，它就必然是以家庭与个人为基础，要把人固定在一定社会角色与个体担当形式中去，所以个人生活以其微妙的方式在一夫多妻一夫一妻等形式中寻求解脱之道，既谋求人性解放和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点。愤怒青年往往出现在这样一种时期，社会思潮渐趋解放但传统势力盘根错节而生活方式坚不可摧，人们从某种暴力革命后发现重新回到循规蹈矩的生活状态，愤怒青年从最初的反抗变成了一个传统社会建立的一个缩影，一个思想矛盾的外化和行动表现而已，他们的反抗是社会性的一种热病状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热病状态，象天花与麻疹一类身体上的特征，变成身体具有的某种免疫能力。
愤怒青年的愤怒情绪之所以会容易在青年中产生，青年往往是精神处于上升膨胀时期，他们更多强调个体意识而使人生的目标不是紧盯着现实的因素，这种精神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涤荡与澄清，它更多意义并不存在现实而是精神层面的抗议，而外界会依据自身的价值信条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解读为牺牲与堕落。
他们一方面憎恨庸俗，看到人性被物质生活所蚕食，生活被程式化、仪式化，政治变得官僚，社会死气沉沉，人们不再拥有激情，可是这同样的人群有同样的心理诉求，力求简单、摒弃复杂，希求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换取现实社会复杂的维系与价值转换，一劳永逸，不劳而获等思想，如影随形的跟随着我们。他们一直在破坏，却以为在创造，他们将斗争等同（替代）于生产，将意识形态取代现实中的是非观。
愤怒青年所反对的事物在本质上是无指向的，在这一点上，它比革命更不靠谱，然而它具有更深哲学上的可能与理由，它反映出来的更象那种发过而具有免疫力的疾病，而且更具道德上的优势，充其量牺牲更多的只是自我。
愤怒青年变得唯一正确的地方不在于标榜的思想与他们生活本身，他们本质上并没有反对什么，也没能资格反对：每个人有权选择他们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混淆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哪怕这是一种错的生活，可是只要它仍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没有干涉另外一方的利益与自由。每个人对别人的生活与思想方式也只能通过思想与言行去感召另一方，而不能粗暴的干涉，这就是原始宗教在行为上最正确的部分。极权主义的缺点在于他要规范规定监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失去活力，失去真正的思想，我们如果抛开人的精神层面，其实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并没有质的分别，吃喝拉撒睡等等，只有当这些权利预先告知与剥夺，生活与思想的界限变得泾渭分明、一目了然，生活没有了幻想与想像力的空间。生活可以回归，自我开始变得模糊，而在另一层面又变得清晰，精神上渴望自由的方式变得象到点的小闹钟一样叫个不停。
我们常常厌倦于烦俗的人生，所以当有一种有别于普通生活的信念出现时——不管它以何种姿态出现时——这种人生仍然是一种诱惑，一种基于拯救解放式的诱惑，一种人生变得有无数可能的诱惑，一种渐渐从卑微生活爬上道德与信仰双重高地的诱惑，于是破坏、暴力、仇恨，慢慢变成时髦的调子，变成新生活的明确感召，变成使自我不再迷失沉沦的福音书，变得自我不再憎恨自我，而将这种憎恨导引到第三者那边。将人生的无意义变成可以攻击反对的具体目标。这种心态与愤怒青年走向不同，但它在最初萌芽之时却惊人相似的心理基础，这就是极权主义与愤怒青年在思维逻辑底蕴上的契合。他们亮出来的是同一张底牌，同一各理诉求，都神秘的和青春热血联系在一起，只是前者慢慢占据了统治地位，后者却慢慢边缘与诗化。
愤怒青年是对生活一成不变近于程式化陈腐的不自觉反抗，它不光是反抗向下堕落的方式与氛围，它也反抗（更多体现于）向上的中规中矩的朝九晚五、三口之家等等外在与内在程式化倾向，并反抗与之而来的一整套的习俗与价值观。这种反抗在于盲目与不成熟之外，另有一种基于生命的觉醒之上对自由的莫大肯定与向往。但是这种反抗在外形上在运动的整体气质上又与极权统治者营造的气氛非常相似，愤怒青年是想通过形式上的出格达到对自我的凸现认可。在这种生活状态中，他冀于获得更动态更活跃以及完整的自我，而极权主义在最初的思想启蒙，他们渴望一种力量能够对这个社会造成成冲击，这种冲击的力量来源不同基于科技经济的不平衡，甚至政治上的动荡，而只是精神上的亢奋。
与运动形式极其相似，它更为积极冲击原有的固定模式（不象愤怒青年仅满足于消极的逃避），以冀控制原有的模式，将个体从那些模式分离出来，使人更方便于受控制操纵，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令所有人丧失自我，但它最初营造的舆论氛围与个体心理暗示的利用是和愤怒青年出发点极为相似的，从追求自由到堕入无边的不自由之中。
不少真正伟大的文学都与愤怒有关，也许这种愤怒有浅薄有无知有莫名的冲动，而愤怒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愤怒的合理合法性，或者合乎逻辑性（存在真正可怜悯之处）而是在于愤怒本身就是对生活真实性的认可和对生活客观认知的确定，愤怒本质上并没有提供文学伟大的可能（本质上一丁点的提高都没有），它只会提供了描述客观生活的可能与必要。生活没有答案，处处充满矛盾，存在局限、无奈与莫名其妙的激情以及虚无，被太多层面的事物所主导，主导的层面有时并不存在合理的逻辑性。生活不再是模拟与抽象，而是真真切切如感受一样真实，愤怒既是对生活真实面的一种被动表达，同时也是对生活可以改变的一种期许，这便是文学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第一动力（改述一个物理性名词）愤怒是使生活最具可触摸可改变真实性的情绪之一，不再流于空虚与玩世不恭或者实验性的可能（行为艺术与先锋实验艺术之流），使艺术不会流于表演与简单模拟的边缘化倾向，使文学与艺术有了存在的最重要基石与原始证据，它们才有可能被描摹勾绘成最伟大作品的可能。愤怒是如此快捷迅速，是虚无世界向真实世界付的一笔丰厚的赎金。
他们和其它另一类父母教育孩子的思路不同——并不是尽量将孩子保护起来（英语美文中有一个专属提法）——而是真实的模拟他在具体生活中受的伤害。他们不让孩子去学校，安排在家中受教育，并且自认为给他完美的教育，并且其中有非常绝妙的给他伤害的课程（校园欺凌、失恋等等），父母的角色从一重的变成多重的，孩子受到的本来是刺激的感受变成了机械性的，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有指向性的活生生的个人与生活轨迹（生活中的伤害与痛苦、兴奋都应当是别人？给予的）包括所有的价值观与各种理念乃至习惯，而变成一个膝跳反射式与巴甫洛夫式的教育，生活变成了那只充满了不断分泌腮腺的狗，生活从一个自动自然的变成了试验品，我们的安排只能做出计划式的安排，但并非独裁型、试验型极权式的安排，影片中的孩子最后变成了和充气娃娃约会做爱的人物。
生活只有处于不确性时，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而有所谓命运交织情形下，独立意义上的个人的能动性与局限性与社会格局发生奇妙的融合，生活才有可能真实存在，人的生活就处于一种开放性能动局面，他处于“可能变”与“能改变”的当口，极权主义恰恰在抹杀人的多样性，使人性与人的外形都呈现萎缩，受到摧残。
生命之所以存在，生活之中应当具有一个我们称之为“严肃”的东西，哪怕他是花花公子或者乞丐，也有他生活的真实面存在，生活的规定性（极权统治）是仅次于暴力与战争的社会，一个是生命自由到夫法保障其安全和生活温饱无从解决，另一方面生命是沉闷到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生被一再的剥夺了选择权或选择权流于形式或A和B的选项。一方面是感官与物质方面给我们刺激感的真实，另一方面是生活道路安排选择的真实（其中包括反应的真实），生活不是模拟考试，不是一个印版式。
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开始变成模式化，然而惩罚又充满了不确定性，极权主义使生活中的实际意义与它的语言脱离开来具体的表现，语言变成生活的一种机械空洞简单的摹拟与嫁接，即是语言的真实意义与其它初在大多数人那里认可的意义剥离开来，抽象性语言可以更深层次挖掘内心思想与感情，语言开始大面积的萎缩与消失，而那种近乎密码式的破译功能却大量兴起，这是比文字狱更进一层的猜疑和影射，除了口号与宣传之外，其它都变得毫无意义，“失语”统治者不断更新他的语言，这些语言不断的给人贴上标签，到这些人群中找出新的替罪羊，利用人们的狂热和近乎宗教信仰去制造仇恨与维系单一生活带来枯燥感与对生活萎缩的恐惧。
由于对真理的探索上掺杂进了个人的意志，加上这种理论上的探索，促使人们相信在理论问题廓清后进行的社会改造会一劳永逸的改变理阶段社会的种种弊端，正因为这种幻象的存在，基于知识解放与科技发展给人展现的种种图景，使人们深信，凭着热情与决绝可以建社一个全新的社会。正是这种对思想潜意识的认可，加上个人意志与权力争夺，才会造成极权主义得以在权力上架构重组的全部心理基础。在对主义、理论的狂热认可的同时渐渐将这种主义之外的思潮肃清，建立一个思想单一、权力集中的政权结构，本身就是以其它社会成员当作试验品，并没有真正将他们拉到同一认识阶段（在宣传上除外）。这就造成了先天的对立，即思想上的乌托邦而与现实中不平衡造成对立，而这种政权集中的过程形成的某种高效率、高度团结的景象又给极权统治打进了新鲜血液，极权主义不断的强化肃清，慢慢形成精神上然而在世俗上又具有充分基础的极端政权出现。
革命在行动上永远有其真理性，有其褒有活力与盲动的可能，它会自觉的寻找到它的目标，这种目标与一定组织政治结构并存。革命的悖论在于它朝行进的目标前进之时，会脱离它的土壤与环境，生长到所达到的高度，再朝上生长即是衰老与凋谢。革命无法调停克制自我，象一头凶猛的野兽，目标消失后，仍然会巡行笼外寻找猎物，它不会停歇，从而转向它的民众与支持者，它的作用自动形成了反作用力，走向了反面，矛盾开始显现，因为革命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破坏力量，是一种消极反抗的力。革命有一个天然的敌人，没有了敌人他会创造一个假想敌出来，革命本身就是生活重压之下的反弹，对生活一个天然的渴望：与渴望自由民主混杂在一起了的欲念的综合。里面既有对新生活的憧憬，同时又有不劳而获的奢求。它必须依据它正面力量存在，并且和其纠缠搏斗才可生存，它必须寄喻在反动力量之上，还必须建立在最基本的建设上，而且以人的生老病死与自私本性为其载体。
极权统治要消灭人的私有观念，将本属于个人思想与行为的范畴，都归类到公共思维框架之中，将宗教仪式中秘密忏悔改变成公开的、日常性的事务，并且将这个过程，当作对上级坦白服从，形式上忏悔而实质上授人以柄。把制度上管理人的形式上升到从思想与精神上的统治奴役，把告密检举当作人们之间关系常态，割裂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摧毁正常人性（好的与坏的）生存空间，从形式上消除了制度与人的二元对立，整个社会形态单一化集中化，塑造不断强化集中的集权制度，将猥亵下流的念头也包裹进高尚冠冕堂皇的理由，随时可以取消人的正常生活方式与极细小的权利，人的正常欲望与其表现与诉求会出现脱节扭曲呈现荒诞局面。
极权主义在群众内部挑起争斗，并努力消除个人特性，都归结为“无产者”，这样等于在群众内心埋下一根又一根刺，使得他们的伤口溃烂化脓，没有痊愈的可能，在外则宣布一个或数个假想敌，借以使其政权可以一直保持类似戒严战备的高压状态。这种仇恨由宣传到实际，变得无处不在、不可捉摸，使所有人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而在政策诱导上，又极大的利用青春冲动（荷尔蒙）与阶级种族斗争相结合，使青少年在盲目信仰指导下肆无忌惮的作恶，将一切的热情引导到暴力斗争等看似崇高实则无意义的极端行动当中。
极权统治象瘟疫传销一样有快速传播与可怕的自我复制能力，不断扩张，快速渗透。模式简单操作性强，最后可以消除善与恶等原始情感与是与非等基本判断的界限。极权主义具有堪以匹配精神幻象的无限宏大远景，但是却没有足够支撑这些远景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与人性实际。人性不是多元化而是单一化，形式是扩大，具体是封闭与萎缩。消灭创造与恢复机能，把生活思想模式消失在高大空洞的失去任何意义的说教式崇高语言之中。消除了语言与人类思想生活真正联系的纽带，转化成充满恫吓、恐怖与不确定性的符号，就象用实心的橡皮管打击异见者与反抗者。极权主义掩饰罪恶，用非法手段来维系统治的谎言，割裂人与人之间所有情感，生活模式不再是政治模式的另外互相维系供养的关系，而是完全纳入政治模式的一环，从上而下是奖赏与分配，从下而上则是整个的献祭与给予，把人性要求全部归于动物兽性要求之内。
极权统治利用原始暴力、现代刑侦与宣传手段，建立一部分人剥夺大部分人所有一切的制度，同时尽力维系歌功颂德辛苦劳作的表象，然而却因为这种集权制度促使人性上的僵化，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与个人的异化。这种制度使经济与政治血液输送关系都难以维系，暴力会离开法律公平等一切规章制度与意识形态而以专制工具形式存在时，泯灭了人们的基本自由，甚至连思想也是如此。它演化的最高阶段会将一个人上升为一种统治符号与图腾全面控制所有人。极权主义反对个体，消灭其无法控制的个体及其思想，有反人类的倾向，并极大可能消灭个人的思想，在形式与本质上摧毁个体的自由。
因人在思想上定罪（即“腹诽”），这是专制制度的一大特色，这使人们失去思想的自由，等于无法对自己的行动负任何责任，统治者可以将任何细微的行为给定罪，可以扭曲任何逻辑意义上的辩论与探讨，会在一种独特语言体系中迷失真相与语言的界限，从而变成剥夺人自由与权利的工具。
任何制度都不能消弥罪恶，只不过在罪恶在表现形式上，不象极权主义那样无法认识与无处不在，而且那种恶无法辨别并不断补充完善，那个罪恶形成一种制度或就是制度本身，象终结者中无法摧毁的“战士”，不断分化而能自动痊愈。而现实中的恶则只是人性个体对社会或他人破坏性的恶，这种恶既可以弥合，亦可以对抗，而这种恶根本源于生活本身，滋生于生活，它在本质上是趋向于自由，趋向于人的最后的一种反抗，既反对他者，即对立面的个体或社会，又反对呆板停滞的生活，这种恶具活性因素，究其根本，对整个社会面团来说，仍然是活性发酵，而且无论这种恶势力的范围与程度多大（黑社会或者恐怖活动），它在形式上始终是卑劣与怯懦的，知道处于阴暗的一面。极权统治的恶则是从上到下的恶，这种虽然也是出于统治之需，但并非针对恶本身（以恶对恶），却是针对整个社会层面，以维护僵死呆板生活为己任，生活不再呈现一种综合的多层次的感触，而是单一不断细化分解成不相属的个体，并且涉及人们最基本的血缘关系的信任监管范围，不断膨胀扩大，没有什么是它无法纳入渗透的管制范围之内的事物：包办一切、管制一切、压制一切，只有在它允许理解认可范围内的行为才是许可，否则都可视为叛徒、异端与反革命。
极权主义自然的要摧毁美以及美在世俗中扮演差别与等级隐喻的部分，美是乌托邦的天敌，她一下便在意识形态中划分了等级。极权主义主要摧毁思想、文化、美以及思想形态的认知，甚至割裂民族传统的皈依与认知，反对生理、心理及对美的最基本的诉求。极权主义一个很大特征就是它的体制思想甚至是性生活的形态都是封闭的，趋向于样板与反人类思想的开放性的。如果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如没有被它清理与容纳与管制部分，它均视为危险与恐怖。当文艺作品不是为表现颂扬中心，他也会直觉的感觉不安被视为异端或是异端的肇始与发端。它的形态以独夫为象征，以秘密监控与暴力镇压舆论控制（歪曲事实与蒙蔽真相）为手段，以全面控制经济生产与思想为目的。对人的最终结局就是异化与返祖，它的某些表现是不现实的，所以它的痛苦与幸福也是不真实的。他不是现代人一样面对生活，人的生活与思想从流动式转向僵化式的，性生活也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1984），生活从一个群体不自觉、无目的到群体性自觉的状态。
我们要如何预防，如果它真正恐怖，或许还可以控制躲避，如果它开始是以一个充满幻想出现，我们会不会看清它的状况呢？它基建最初的形态看起来却是理想热情。它抹杀了一切形态的萌芽与初级阶段生硬的将道德伦理一切政治阶段，一切的模式上升到政治模式。
生活上非物质化，抹杀人类差别（即对抗天然）把原先人性上的罪恶从个体引向一个集团的共体，把追求幸福与个人理想用一种怪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反人类的全面退化和倒金字塔的形成（这已经酝酿着它的垮塌），就象政治上的传销模式难以为继。生活的本质被抽空，生活的痛苦也被吸干，整个生活就象一个充气娃娃一样，膨胀丰满然而空洞僵化，生活从绚丽彩色变成单调黑白（美国电影《欢乐谷》）。
只有把生活归结于生活，体制控管划到体制控管，秘密仍旧归于秘密，努力探求法律道德伦理政府各自的管控范围，不过大也不过小，控制舆论的公正与公平，对人类的思想与政治形态纠偏与调整及时上机油和四轮定位，才可以有效防止极权政府这个怪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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