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具有如下特征：
①社会经济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②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③贸易不再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全球贸易成为主流；
④交易结算不再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信用。简单来说，信息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产品型经济向服务性经济转变，与之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上升到社会的主导地位。
信息侵略
信息侵略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利用自己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在传媒或信息上的优势地位，有预谋地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强制或隐蔽地输送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播体系中，以达到渗透和取代的目的。其实质乃是用自己的价值观甚至语言去占领和统治世界，实现对他国的“思想征服”和文化侵略，也可称为媒介帝国主义或者文化帝国主义。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人类有超越自然的文化，而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我们阅读书籍，看到的是文字、图画等，看电视接触到的是画面和声音，这些都是符号。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人乃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形式上看，象征符是一种替代物；从内涵上看，象征符由于具有某种意义而获得一种解释。也就是说，象征符是具有双层意义的符号，既有符号的字面意义，也有符号的类比或联想意义。
象征符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一个象征符在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解释。
非语言符号包括三大类：
第一类，听觉性的语言符号的伴生符（速度快慢、口头禅、声音高低等）；
第二类，视觉性的物化与程式化的符号（仪式、习惯、外貌、服装、饮食、交流距离、图像、建筑、标志、城市与消费方式等）；
第三类，体态符号（动作、手势、表情、眼神或视线、姿势等），据说人体可以发出70万个不同的信号，即使是静止的体态也能传播多种的信息。
符号学派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活动首先表现为符号化（用语言、文字等符号表述其实际感知的部分信息或意义并形成价值判断）和符号解读（对接收到的符号加以阐释和理解，读取其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编码（把信息转化成便于媒介存储、传递以及受众容易接受的符号和代码）和解码（把接收到的符号或代码转化为受众可以理解的信息）的过程。
符号的使用与传播，往往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家庭条件、教育背景、个人修养与社会地位等。
传播是人们建构我们现实的方式。人类世界不是由物体构成的，而是由人们对物体的反应构成的，或者是由物体的意义构成的，而这些意义是在传播中商定出来的。不要企图将传播仅仅看作一种共享思想的方式，因为它远远不止于此。人们正是使用这个过程来限定现实本身的。
文化是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与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来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中，文化可以被理解为符号体系特别是象征性符号体系，亦即象征性文化。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发现与发明，其中有语言和以语言为代表的象征性体系即人工符号。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可以反作用于物质生产。作为物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产品，象征符号一经出现，自然也就会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动地作用于社会，这在当代的消费文化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在工业社会及以前，生产是社会分配最重要的因素，消费则被排除在主流因素之外（此时，节俭是美德）。而在当代社会，消费则比生产更重要。因为此时人类已进入了一个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以消费为主的社会，商品造成需要（而非需要造成商品），消费不是因为生活之需（实用价值），而是为了心理上的满足（寻找某种“感觉”和“意义”），在这些人看来，不享受时尚的生活（如流行音乐、快餐、高尔夫、汽车、海滨浴场、时装）就是没有真正享受生活。其内容由物质的消费变成了精神的消费。消费从经济行为转向文化行为（以形象化的商品而非商品本身，甚至以消费为消费对象）。例如，人们在进入大型商场之前似乎不需要什么，出来之后却感觉什么都需要。现代人把虚拟的未来需要变作当前需要，消费对象制造出一种对于消费者的价值，让消费者习惯或不习惯地拥有某种商品，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商品和服务的流行性越来越强，而流行周期则越来越短，正如胡适所言：“流行的都是短命的。”
象征符的不断创造和更新，的确体现了社会的勃勃生机。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象征符过多的变化容易造成意义、规范和规则的流动化和无序化，使得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和行动产生混乱。事实上，20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社会基本上就是一个信息紊乱的社会，各种力量和声音（话语权力）不再相互倾听、理解、对话，而在于各自的意义表达需要的实现。传播过程的断裂，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人类在这样的环境中，精神上是个漂泊者，由于任何行为都没有肯定性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只能通过在话语幻象中制造出自身存在意义的方式来安身立命。一切只有符号意义，一切都只是一种交流方式、表达方式，一切都旨在显示自己的文化身份、地位归属，所以我们不时可以看到穷人炫耀苦难、富人炫耀财富、文人炫耀文化、权贵炫耀权势的奇特景观。
传播是社会信息的流动
人们受媒介的影响，过度沉溺于其所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变成了没有思想深度与精神追求，只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向度的人”，他的神经被泛滥成灾的信息所麻醉，对此类信息再也没有兴趣，变得无动于衷，并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失去社会行动力，他只是阅读、收听和思考，却以为这可以代替决断和行动。渐渐地误以为只要自己对当代的种种问题做些了解也就等于自己为这些问题采取了某种行动。
所谓5W是指：
Who（谁）；
Say what（说了什么）；
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
To whom（向谁说）；
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
其包含的内容为：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说（受传者）—有什么效果（效果）。
“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目的？”
德弗勒的环形模式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模式
服务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传播者把受众看作服务对象，以尽量满足受众的需要为最高原则和终极追求。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如何把握好度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媒体绝不能为了迁就受众的不合理要求而提供违法或者有悖社会道德的信息。如果那样做，会对健康的社会风气、合理的社会秩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对媒介传播的内容进行适当的限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围绕着传播者的控制分析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商业化的媒体运作有负面作用
对于大众媒介的负面作用，伊尼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报纸在不断扩大发行量和发行区域的过程中，逐步改造了人类的时间观念。同时，也把新闻变成了商品，使其可以在竞争和垄断中被出售。因而，媒体人喜欢在新闻中强调刺激、轰动和个性，放弃社会责任，也就不足为怪了。
传播具有仪式性
凯瑞认为，人类在创造、维持、修正、改变符号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分享。符号的创造过程是一个集中集体智慧的过程，包含了对美学体验、宗教思想、个人价值与情感以及价值观的分享，这种分享表现出一定仪式的秩序，类似社区的宗教仪式。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的核心在于以控制为目的的信息在地理上的拓展，那么传播仪式观的核心就是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文化的大规模生产与商业化形成了一个文化工业，这种工业从上向下有意识地结合其消费者，维持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1．同质性
文化工业像工厂一样，生产情感与形式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即能被批量复制的物品。
2．虚幻性
文化工业的升华是伪升华，文化工业提供和催生虚假的需求和虚幻的感官满足，它不断地供应文化快感和幸福承诺，用伪审美假升华遮蔽人性压抑的真实，无限期地延长支付它开出的快乐支票，很容易让人们忘记现实中经济活动的困苦和自身受剥削和压迫的境况。“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
3．控制性
文化工业生产通过支配着一种自然的、异化的和虚假的文化来操纵人们的生活，艺术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精神生产”，而成为没有审美价值和批判功能的商品，导致人的进一步异化和物化，使人们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中而毫无反抗意识。他认为，听流行音乐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威性的集体主义的受虐过程”。威廉斯也指出，流行趣味在某种程度上是——当然不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趣味，而是由节目策划人和制作人制作出来的趣味。
五、霸权理论与媒介帝国主义
1．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所谓霸权，一般指的是支配关系，包括强制与同意。在意大利学者葛兰西的相关理论中，霸权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其他阶级的非强制性的支配影响力，它不仅包括权力，也包括取得和维持权力的方式。这种霸权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在于建立霸权的过程并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实现的，而是依靠社会其他阶级的志愿认同和共识实现的。
2．文化帝国主义众所周知，目前美国维持世界支配性地位的主要支柱是军队和文化，即军事霸权和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根据美国学者席勒所下的定义，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的过程中，在外部压力（主要是信息与文化产品）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核心实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通过所谓的“自由企业”也就是跨国传媒集团把它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以文化霸权的形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故也称为媒介帝国主义。其顶端是代表资本利益的跨国媒体集团，中间是为资本服务的国家机器，底层就是所谓的文化“消费者”即受众。
文化（媒介）帝国主义是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是一个包括图像、商务、产品、人员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快速的世界性流动和扩张，这一进程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把全世界编制在一个庞大的网络里。在这个网络中蝴蝶效应普遍存在。全球化时代使人们面临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化，因而媒介在其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它让人们在本地就可以感受世界各地的变化。
席勒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是通过媒介以及跨国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实现的。与以前赤裸裸的军事扩张与经济掠夺有所不同，文化帝国主义推行的是一种文化侵略的战略，他们强调帝国的智力、知识、道德、军事实力高人一筹，帝国文化是一种身份认同，是先进文化的象征，其他的文化都被视为另类。文化帝国主义把语言（即英语）作为一种渠道，把大众媒介作为争取和说服落后国家的人心最重要的武器，除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意识形态的马歇尔计划”（如创办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实施和平演变外，更多的是借助新的媒介技术扩大信息覆盖面，在全世界制造对商品的需求，电影、书籍、广播电视节目、新闻报道、主题公园、数据库等随处可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几乎覆盖了整个文化领域，全球市场日益被大型文化工业公司所操纵。消费主义不再只是某一大国的个别现象，已在全球范围内开花。当然，全球化不仅交流文化艺术，也交流文化价值观。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为了政治和公司财团利益把文化商品化，他们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消息和娱乐，同时也是服务于资本的意识形态。他们以自由贸易的名义在全球贩卖主流西方文化，传播舆论、文化、价值观念（如消费主义）或政治观点（即所谓的国家模式、民主、自由、人权、进步、全球化），通过在国际社会“制造共识”，不知不觉地影响国际社会的精神结构，“赢得大脑和心脏”，形成话语和行为的世界霸权，进而完成对落后国家的征服。
法农是这样描述非洲国家接触西方流行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年轻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着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人涉及的娱乐消遣：阅读侦探小说和色情文学，使用自动售货机购买商品，观看色情照片和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观看的电影等，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酗酒。在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以及相对高的生活水平为抵御这些有害的消遣行为提供了一种或多或少的保护。而在非洲国家，那里的精神文化发展不均衡，两个世界的激烈碰撞已经相当大地动摇了古老的传统，模糊了普遍的观念。非洲的年轻人的感性已经被西方文化针对他们发动的各种攻击所支配。面对这种攻击，他们的家庭通常无能为力——不能展现稳定性和同质性。
小原始部落可以通过击鼓和剧烈节奏的舞蹈把异质的成员铸成一个战斗整体。在激昂的狂舞中，年轻人被带到了战争的沸腾点，男女老少都为部落意志如痴如狂。在大型社会，用战舞的火炉把任性的个人融为一体已不再可能。必须用新的更微妙的手段将成千上万甚至百万人铸成一个具有共同仇恨、意志和希望的大集体。新的火焰必须烧尽分歧的溃疡，锤炼钢铁般的战斗热情。社会团结的这一新锤砧的名字是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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