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拿一年来说明柳比歇夫通信的数量吧： 1969年。收到419封信（其中98封来自国外）。共写283封信。发出69件印刷品。
他的通信对象有研究所、学会、院士、新闻工作者、工程师、农学家……他的某些书信简直写成了专题论文和学术论文。有些书信，例如同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阿历克赛·弗拉基米洛维奇·亚勃洛科夫、尤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施列捷尔、莱姆·巴朗采夫和奥列格·卡列宁的通信几乎就是学术述评、学术对话、学术辩论，可以结集出版。
人文主义精神
仅就柳比歇夫用硬纸封面装订成册的几卷厚厚的学术信札而言，它们本身就是当代自然知识、哲学、历史、法律、科学知识、伦理学和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百科全书。
我一直不能理解，古人是怎么搞的，竟然能写那么多的书信。而柳比歇夫身处现代，还在从事这一行将过时的行当，则尤其令我惊讶。
他在一封信中说明了自己写信的原则。每个月他都订一个计划，计划好给谁复信。他似乎把所有收到的信都编上号码，打上复或不复的记号。
紧急的书信，我立即答复，其他的书信，则暂缓做复。在写重要著作时，除紧急者外，一切书信都搁置一段时间再做回答。
但这里有人说，必须回复一切信件，还得马上回信，据说这是礼貌。当然喽，在当今用古代颂歌风格写的名人传记中，一些完全不足信的美德备受表扬。诸如显圣的尼古拉52的传记就写到一种美德，说此人一出世，就笃信宗教，因而每逢斋戒的日子，他就拒绝吃母亲的奶……在私人通信中，任何义务都应当经过双方同意。我认为，不管是在官方关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众所周知的起源于柏拉图的伟大的缔约思想，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任谁都没有权利要求对方答复自己的信件，复信往往是由于通信双方协议好的，或者出于关怀（完全不是必需的）。我力求答复每一封信，因为我的书信来往，数量适度，从中我得到一种满足，还因为通信不但并不妨碍我的基本目标，相反，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达到这些基本目标。
读他的信，能得到一种特殊的享受。他的书信显示出他博学多才，他的才华使他能够完整地看到这个世界。遥远的、外国的、某些局部的和零星的东西，在他眼中经常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能拼成一幅统一完整的图画。他能给每一件东西找到它的位置，并且能教会别人如何去恢复失去了的完整概念。
然而，糟糕的事正在一步步逼近——他怎么舍得白白浪费这么宝贵的财富呀！不将它用于公共事业，而用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往往还是他不太认识的。他的某些书信完全是现成的文章，马上可以付印；另一些书信则包含了大量素材；他把自己思索、考虑和观察所得，分赠他人，而且把这件事做得认真、详尽，似乎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是给他指定的工作。这样，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就非常之多。好吧，就算你驰心旁骛，写上几篇关于历史的文章，那毕竟还是文章啊。这可是私人通信，对方看过就算完了，别人谁也不会去看。
这既是分散精力，又是一种矛盾。一点一滴地抠下来的时间，一下子都浪费在写信上，结果又引来了大批复信……在通信人里边，还有些丧尽天良的人：抓来就用，白占便宜。
如果我们按常规去判断，那么情况就是如此。但柳比歇夫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信上有地址，有人在等回信，并不是笼统地像需要文章和书籍那样需要他的回信，而是有某个具体的人在等他的回信，这对柳比歇夫来说，是比时间还要珍贵的。一个真正的医生能为一个人，为一个病人而竭尽全力，柳比歇夫也是这样，当有人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献出一切。不管他多么珍惜时间，他也能把它贡献出来。在他身上没有那种吞噬一切的、除了科学没有其他的着迷现象。科学、学术活动不能，也不应当是最高的目标，应当还有比科学、比时间更为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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