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农村电商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城市电商发展所依赖的技术元素，同样应用在了农村电商的发展过程中。平台类的商品售卖途径，和城市电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例如，土特产的平台类售卖，也是通过网上的一些电商平台进行的，只不过种类不如城市商品那么丰富而已；再比如外卖类的平台在北方的一些偏远小镇就已经开始配送订餐了，中原的一些小城市、例如南阳、许昌，甚至一些县域，内蒙古的托县、河南的社旗等，配送的方式基本上和城市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些微商最早也是从城市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很多农村，很多年轻人选择了做微商来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工作机会的不足让他们通过微商这种途径和熟人经济的县域特色，在某种情况下生意进行的还不错。
所以电商是一个整体，它不应该因为城市与农村的地域差别，而被分成城市电商和农村电商，因为其本身的技术操作壁垒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电商的商业模式，都可以在城市和农村铺展开来。
因此，从这个逻辑角度而言，所谓的城市电商和农村电商的称谓，是错误的。
但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二元称谓，本质原因还是农村长期累积的一些特色化的因素造成的。
农村产业凋敝，原来作为主要或者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的农业，基本上现在已经不赚钱了。因此很多农民选择了进城务工。但是户籍、社保、养老等身份认同壁垒，以及高昂的住房、再教育等生存壁垒，让农民工成为城乡流动的蚁群，间断性的失业将伴随着房地产行业、餐饮业、物流业——这些行业是农民工务工的主要行业——的兴衰而成为常态，因此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成为农民生存的主要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政府主导的产业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而提出并实施的，城镇化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从90年代初提出来城镇化之时，中间断断续续出台了很多城镇化的措施，例如村村通公路、城镇住房保障、居住证管理等一系列细化的措施，这些政策作为城镇化的柔性配套，相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城镇化建设的高潮。
城镇化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产业政策驱动投资的一种体现，相当于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投资，可以看作是政府主导之下的一种城乡统筹运动。不过，尽管城镇化带来了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与消费信息市场、农村闲置土地开发等一系列的投资机会，但是这方面的市场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除了传统的招商引资外，市场上并没有出现因城镇化运动带来的社会资本涌入的浪潮，这种现象是和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建设大相径庭的，农民从事的还是修路搭桥、装卸装修、搬砖放瓦之类的传统活计。村里年轻一点的剩余劳力基本上不会从事这类劳动，而因为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观念比较低端，导致一些信息化的东西也难以上手，因此城镇化所导致的农村变化，基本上集中在物理层面。
即使如城镇化这样的国家层面驱动，只是使得农村的基础设施较之以往变好了。
电商下乡，就是在城镇化之后，农村基础设施变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至少较之以前，它提供了不仅仅是一种解决就业的可能，例如对于电商配套的物流，至少路好走了。山东、浙江、江苏等地都纷纷出台了一些扶持电商的措施，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基本上大同小异。众多省份出台的电商扶持政策，其实说明了农村对于新兴市场的参与渴望，这种参与的热情，确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农村基础设施变好了的缘故。
当前农村电商发展尽管如火如荼，但是并没有成为某一县域的经济主体，电商下乡还是处于初始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电商相对于县域长期居于主导产业的传统行业来说，相对吸纳的就业人口并不多，因此国家才会在政策上鼓励农村电商的发展，之所以鼓励，是因为它从政府的思路来说，还有待扶持；另一方面，农村的年轻人本来是应该作为电商发展的主力，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是选择到城市打工，毕竟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劳动兑现的周期较短，这一群人不会固守在农村进行电商长时间的试水，毕竟不确定性太大；而停留在县域的年轻人，因为生活成本的问题，则往往会选择一种轻型化的、急于能赚钱的渠道，对于电商的苦心经营不会投入过多的精力，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例如他们往往加入了一些网络化的传销，以期待更快的赚钱。
这些都是农村电商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到的农村特色。这些所谓的特色，是农村长期缺失市场化带来的弊病累积，并不是仅仅靠一个电商就能解决的。
其实，所谓的电商模式在农村的推广，本质上还是城市电商技术手段在农村的拷贝而已，我们也确实承认这种电商的技术手段在某些农村被复制的很好，但是依靠这种技术手段就奢望搅起农村这块传统市场的惊涛骇浪，我们要相信，这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也要坚信，这是不可能的。传统的农村市场需要更多地市场化开放和政策的大力松绑，才能将包含电商这种模式在内的众多市场化的东西消化的更快，进而助推农村的发展，真正的走向变革，这并非在政策层面的推动就可以达到。
这也是我在我的第二本书《互联网+农村：农村电商的现状、发展和未来》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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