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雷贯耳的美国科幻作家雷·布拉德伯里，代表作长篇小说《华氏451》、短篇小说集《火星编年史》。
他以犯罪和悬疑小说开始创作生涯，“探索人类的本质，触及人类思想中最黑暗的区域。”他的小说更为突出地揭示了“人类智力发展以前基础的恐惧、渴望和欲望：因为出生而愤怒，希望被爱，渴望沟通，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仇恨，以及对自我以外事物的恐惧。”
《杀手，回到我身边》就是这样一些故事的集合。
在《尖叫的女人》中，十岁的玛格丽特·利里在院子里听到地下女人的尖叫声，慌忙告诉父母。童年是唯一真实而相信生命的一段时光，她焦急万分；但成人已经学会谎言和冷漠才是真相，所以母亲让她先把冰激凌放进冰箱，父亲安慰说吃完饭再说，并且抱歉没有用更多的时间陪她。午饭像有上百万年那么漫长，父母竟然谈到父亲曾经的未婚妻。当终于来到后院，父亲什么也没听到，让她在房间休息。所以海德格尔说在真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意义世界，处在意义世界中的人互相理解对方语言的所指，当看到街头被霸凌的女孩，一个人说“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的时候，另一个人不会说“还是走吧，不要多管闲事”。从某种意义上说，除非身为父母者竭尽心力，否则他们和子女永远处在不同的意义世界，就像利里的父母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而只是当作小孩百无聊赖的诞罔。无论何种人，何种境况，最痛苦之事莫过于不被理解，人归根结底是精神的动物，利里不得不顺着床单爬下二楼，独自拯救那个女人（或者自己）。就算她的同学迪皮也以为她只是新学了一种口技，利里只好敷衍他，恳求他一起帮忙。凯利先生命令他们把土填回去，迪皮离开，利里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挨家挨户拜访街道边的人家，不是为了卖出火柴，让自己不至于饿死，而是想要发现哪家少了一个女人，这样大人们才会真正紧张起来。
最后一家是内斯比特先生家，他的太太就是父亲曾经的未婚妻。内斯比特太太不在家，利里告诉他尖叫女人的事，而且“他们都不相信我”。他笑了，“你就是个孩子，他们怎么会相信你的话呢？”利里决定回去挖土，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在她看来就是真的，但内斯比特先生想要拖延时间。利里拼命跑回后院，听到女人的歌声，“我是那么爱你，深深地爱着你。”她告诉父亲歌声，对方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没有人知道这首歌——海伦为他写的歌。他大喊着跑出门拿铁锹，叫人，“我高兴得都想哭了，”打电话告诉迪皮，“大家现在都知道那个尖叫的女人了。”
在故事的开头，利里说“我没有兄弟姐妹，不过我有一对很好的父母，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都不怎么关心我”。我们于是知道，在地下尖叫的女人可能就是她自己，她无法在现实中诚实地说出，只好假扮成《绿野仙踪》中的多萝西，去到一个奥兹国，指望靠着尖叫声获得关注、寻找到人生中梦幻般的真实和爱。在心灰意冷之后，利里只好唱起熟悉的歌，“我是那么爱你，深深地爱着你，”令我们略感安慰的是她的父亲终于听懂了。
《杀手，回到我身边》中的故事在死尸、谋杀的表象下似乎总带着一丝丝的忧伤。《行李箱里的女人》中只有约翰尼·门罗相信家里有一具死尸，而所有的人对着房间中的大象都视而不见，把他当作疯子；《“我不是笨蛋！”》是为了证明自己，无论何种手段，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杀死一个人，因为我们不想成为笨蛋；《杀手，回到我身边》是自我的迷失；《死人永不复生》和《死尸嘉年华》都是爱的极致，前者是和爱人一同死去，后者是杀死爱的障碍；《我的人生于昨日落幕》同样是隐藏在谋杀中的爱，残酷的“得不到你就毁灭你”的爱。
布拉德伯里像劳伦斯·布洛克一样真诚，他们把每一位读者都当作未来的作家，毫无保留地奉献他的经历，你没办法不生出些微的感动和激情。
“从我自洛杉矶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开始，我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计划：在余生里，我每周都要写一篇故事。我知道没有数量就不可能有质量。我意识到我当时写的故事简直糟糕透顶，只有多写才能清除我头脑中的垃圾，让好的东西流动起来。与此同时，我尽可能多地把各种文学作品塞进眼睛里——好的、坏的、平庸的、优秀的，这样佳作最终才可以从我的指尖跳出来。”
“因此，每到周一，我就把脑海中闪现的故事写出来，写成初稿。周二我写第二稿。在周三、周四和周五，我写出了第三、第四和第五稿。周六，定稿邮寄出去了。周天，我和利在沙滩上躺上一天。周一，我又开始写新故事。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十四年。”
“⋯⋯但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在打字机上耕耘、收割着那些字句。愿上天保佑年轻的作家，让他们在当时不要意识到自己有多偏离中心。这就是量产的意义所在。后来成就的精彩故事便如同一把伞，遮挡住了你多年来抛在身后的一些不太让人满意的作品。如果你喜欢写作，那写作便会给你带来欢乐。”
在那些令人激动、心悸、伤感的故事之后，没有什么比这样一篇真诚的后记更令人惬意的了。照片中，布拉德伯里满头白发，戴着宽大的黑框眼镜，嘴角上扬，笑声如瀑布般奔涌而出，仿佛在欢呼他的胜利，我的胜利，我们的胜利。
评价：4.5星
本文使用 文章同步助手 同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