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物理学的解释,光是一种光子流,其光源体的发光是光源中电子获得额外的能量,我们人类依赖这种能量得以生存并做事,如绘画等,光根据能量大小分为红、橙、黄、绿、青、蓝、紫等不同颜色,为人们的生活增添光彩,因而,人类赞美光,美化光,甚至去追寻光。
宗教画极大的展现了光。藏佛画即唐卡中佛脑后的光环,寺庙壁画里的释迦牟尼、弥勒、观世音等脑后,基督教堂的壁画里圣母玛利亚、耶稣等诸神后首都有强弱不同的光环,人物衣着形态清晰可辨,画面整体清明通透,光彩熠熠。为什么脑后有很强烈的光呢?因为大脑是精神的主宰,精神的回归往往根据自身修行的高低而选择一种光道实现,脑后的光正是修行的成果。因此,很多人一心修行,参拜,渴求精神的回归。
宗教是人们神灵通往圣洁之地的通道,绘画是思想的凝结,为人们指明通往圣洁之地的方向,宗教和绘画密切相关,但光是两者共有的,感官上也必然明净。佛家修成正果,即是灵魂向往五道光之一,或蓝或白或金或紫或绿,涅槃坐化一瞬间随光而去,前往极乐世界。各自的修行程度,被设定为六道中光,或天道微白光、或人道浅黄光、或修罗道淡绿光、或地狱道黑烟火、或恶鬼道淡红光、或畜牲道浅蓝光。绘画将修成正果即得道之相清晰的描绘出来,以供瞻观,作为训诫。鲁迅说“肚里无食无人知,身上无衣受人欺”,无论宗教修道呈现还是现实中人着装的光鲜亮丽都意味着美好。在古代,衣服的色彩艳度决定了人物身份等级,如中国画《韩熙载夜图》的韩熙载服装颜色艳丽且面积最大,其他无色或色少则代表仆人,唐宋元明清基本一致,对于无色或少色被称为皂隶或农民。在古代西方也是如此,如意大利《大浴场》,尤其《英诺森十世像》中人物发光的红色僧袍、法衣和洁白的衬衣、绸裙构成了画面鲜明而变化丰富的色调。背景是暗红色的天鹅绒帷幕,座椅上镶嵌的金银宝石闪烁着光芒,整个画面既沉着厚重又金碧辉煌。这里指出,在中国秦朝以前,黑被视为主色调,根据《礼乐》记载,夏人以黑色为贵,凡涉及丧事、战争、祭祀等非常严肃的场合都是以黑色为主,而陪葬品可以是彩色,如刚出土的秦兵马俑。汉朝时,皇帝为了从玄学思想上说得通,即五行中「土」克「水」,将「土」的属性与自己相结合,主调黑融入了大量的黄色,从此,后世各朝代开始全面用黄;在古印度传统的苦行沙门们不讲究卫生,并且有意识不讲卫生,比如说穿粪扫衣,睡在粪堆上,这种与美好相违背的刻意行为,在他们看来可以净化内心,而与之类似的13世纪以前的西方天主教的神父与修女身穿黑袍,是想表明「罪人披戴基督的义」来证明自己修行的决心。无论怎样修行,其最终目的都是向往美好,只是形式迥异罢了。
绘画作为实用性是从美化人类生活环境开始的,尤其是居住环境,她是美好的愿景,要求光鲜亮丽,干净纯洁,内容积极向上。因此,画者首先要精神饱满,有激情,有热情,内心充满阳光,带着阳光的画面自然也有活力,读者愿意感受,自己也开心快乐,室内氛围也尽显活力;再次,画面要干净明亮,充满光感和温馨。在绘画时必须使用高明度色调。反之,大量的暗色调会使人压抑沉闷。试想,暗无天日的画面谁愿意接受,即使作者再精神饱满,再有活力;最后,画面内容要积极向上。积极是作者思想健康,有活力,有热度,对生活充满热情,表现在绘画中是选材,我们宁可选择莫奈贴近自然的《麦草垛》和维米尔有生活气息的《倒牛奶》,也不要梵高又破又脏的《一双皮鞋》或贝克辛斯基恐怖的《爱》或八大山人翻着白眼的《孤禽图》,谁喜欢和孤独、冷漠、压抑、苦闷做伴呢,如果非要,那么生活必然会失去光彩。
光与绘画都有治愈作用。长期生病的人脸色苍白,免疫力差,乏力,等各种健康问题,医生叮嘱多晒太阳,适量运动,放松心情。多晒太阳必然有益于健康,对于光这种重量极轻的物质很容易穿透皮肤,尤其红光和黄光,当穿透皮肤时会消除体内的白细胞和细菌,也同时触动神经末梢,从而激发全身器官联动,促进血液活力,身体逐渐康复。如同汽车的发动机开始预热膨胀时,车身开始抖动,只要稍给油即可出发。所以,病人必须吃好喝好加强锻炼,同时放松心情,减轻心里负担,身体自然日渐康复。当然,好的心情必然需要良好的环境,绘画就承担了这一责任。室内外悬挂清新雅致,阳光明媚,积极纯美的画面给予心里相同的能量,反之亦然。因此医院、老年健康中心、疗养所、幼儿园、大型公共场所、家庭客厅多选择这样的绘画作品,也称色彩治愈,同时,也考虑室内更多的采光。
光与绘画的关系非常密切,光影响着绘画,也影响着人的生活。
莫奈《麦草垛》 维米尔《倒牛奶》 梵高《一双皮鞋》 贝克辛斯基《爱》 八大山人朱耷《孤禽图》 王徵明《憩》 圣女与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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