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安史之乱》 第五章：唐诗精神之知向谁边
艺凡：接前文，前文提到，分界点。
易中天：分界点仍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似乎换了一个样连服饰也焕然一新：衣服由紧身窄袖变成长袍宽袖，眉毛则由又细又长变成又短又粗。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德宗以后，上层风气日趋奢华，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尚。英勇豪迈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也不大有了，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图画、围棋、占卜，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美饮食。
艺凡：这可真是恍如隔世。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变化呢？
易中天：科举制和两税法。后者简单地说，就是以田亩为单位确定地税，以贫富（户等）为标准确定户税，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进行缴纳，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杂税全免。由于有地税和户税两种，又是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叫“两税法”。
艺凡：这应该是一个好的改革。
易中天：对，真的多，多交，赚的少，少交，而且在全国大丰收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米贱伤农，帝国下令以高价收购粮食。但政策到地方就变了样了。政策成了空文。
艺凡：农民受伤来了，帝国就富裕了，官员也就富裕了。
易中天：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
艺凡：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易中天：新阶级要有新文化。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
艺凡：传奇就是小说。
易中天：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
艺凡：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同流合污”。
易中天：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
艺凡：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押韵的白话诗。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据说，他的乐府诗是连普通民众都能听懂的。难怪同时代的日本人欣赏唐诗时更偏爱中唐，在中唐诗人中又最喜欢白居易。毕竟，那时他们正在向中华文明学习，而且“文化程度还不高”。
易中天：与盛唐一样，这里面体现出的仍然是大唐精神，是个性的张扬和幸福的追求，只不过个性更加鲜明，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韩愈可以因坚持己见而得罪皇帝。
艺凡：同样，他们可以一面谈情说爱，一面忧国忧民；昨日指点江山，今朝礼佛参禅。
易中天：因此，尽管柳州城“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长安和洛阳的牡丹花下仍是游人如织。那是一种时尚，与贵贱穷达无关。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斗争时代的士大夫，早已习惯了宦海沉浮。君不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艺凡：牡丹也一样。只不过，牡丹花会被代以黄金甲。
易中天：是的，黄巢用他的《菊花》诗，以批判的武器为唐诗精神做了总结，也靠转战南北，用武器的批判为世界帝国画了句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二月，他攻陷了大唐的东南口岸福州，又在次年兵临广州城下。担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被拒绝后，黄巢破门而入，屠杀了坚持抵抗的居民，其中便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些外国人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等中国产品的出口商，黄巢却连桑树都砍掉了，让阿拉伯人很久穿不上漂亮衣服。
艺凡：大唐灭亡后，长安将永远不再成为帝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城市，也将是几乎全新的文明。
易中天：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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