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狼就是一个不太会被时代改变的人，你应该庆幸身边有这样的人，我是那种随时跟着时代改变的人，但是你身边如果都是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弄潮儿，最后就不知道随波逐流到哪去了，一旦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不管你是在弄潮也好，劈波斩浪也罢，你老能看见他，你就知道，那个地方一直都在，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那个地方，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高晓松这样评价老狼。
民谣是种传承，是种生活态度，是生活的痂，或可是漫无目的的慌张与呐喊，比如老狼，比如水木年华，比如李健，比如马頔，比如宋冬野，比如好妹妹。
一度被电子音乐冲击的流行乐坛，充斥着人心的好多浮躁，民谣似乎一度死去了，可是俊男美女的电音和弦不过眼色之欢，喧嚣过后，人们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沉寂与荡涤，其实民谣，还活着，还好好地活着，江山父老，市井街道，能容它，再弹一曲，满怀的慌张与呐喊。
物质匮乏的年代，人心都很单纯，对情感的诠解都很含蓄，《同桌的你》就是这样一首歌，说出了那个时代男生对女生的脉脉情愫，我们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岁月，爱着的，都变成了爱过，走过青春年代，遗失了娓娓情书，从前的日子都远去，都希望那个曼妙的女孩儿，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一生被温柔相待，然后平息了《恋恋风尘》，不在乎有没有回响。
学生时代，是热血的，特别是当兄弟们在一起，言语不多，不过有肩膀，有坚持，有多年里，共饮食，同袍泽的激昂岁月，临别的槲叶，枕落过多年的铁骨，带走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民谣是种态度，就像高晓松，年轻的他，为了证明自己对音乐的坚持，从天津一路卖唱回到北京，他说一个臭知识分子的家庭，带给他好多没劲，纵然这在很多人眼里成为可以羡慕的事，可是活出真实自我的人，都有种骨子里的桀骜，民谣，就是艰苦中的桀骜，一个人，枪林弹雨，仍然向前。其实，出身，职业，好多时候都不过是生存的手艺，或者说一种世界观的认知水准，做什么不重要，有没有信仰，信仰什么才重要，典型的小农思想制约下的很多人都不懂。
民谣是种会传染的音乐隐疾，却是美妙的隐疾。
踏着老狼和高晓松的足迹，李健来了，作为清华大学的才子，带着他的歌，抚慰了多少人的心伤，他辞去了稳定安逸的工作，与卢庚戌组建了“水木年华”，其实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处于社会变迁的风口浪尖，眼前是迷失的，不知道自己路还有多长，所以拿歌声来寻找，寻求一种家园感，归属感，所以有了《在他乡》，说出了那个时代年轻人极其渴求的一种归属感空缺，所以全社会都在共鸣，这种美妙的隐疾，被赋予柔情似水的女子形象，大概阳刚的缺漏，只有用音柔之水才能补缝，可是，时代终会过去，不管你是70后，80后，抑或是90后，人们记住的不是你多么年少有为，或是大器晚成，或是立于潮口浪尖，人们记住的，只是那个时代的情绪，那种深深的滋养感，这就是民谣的力量，所以又有了《一生有你》。
诚然，民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确实沉寂过，可从没死去，因为时代沸腾的时候，需要民谣给发烧的心救赎。
宋冬野，一个说自己矫情的憨厚胖子，抱起吉他，用他粗大的手拨弄起《董小姐》，这可能是一个流浪歌手在等待女友的故事，他像一壶安河桥下静静的流水，叼着烟，抽取无奈，却在沙哑的音域中辗转反侧，丢失了睡眠，却留下了故事。有灵魂的歌者，总是循着灵感而为之，比如那首《斑马，斑马》，就是在宋冬野跟一个忘记了姓名的穿着斑马条纹的朋友聊过后写就的，写的是生活的伤，写的是一些不安，却别有风味，身无分文的流浪歌手，强说着忧愁，只剩一把木吉他，可这就够了，民谣有的时候，是种浪迹天涯的姿态。
其实，民谣歌者从不孤独，比如《南山南》的作者马頔，一度给宋冬野很多帮助，惺惺相惜的两人，曲风也极其相似，又各有不同，马頔的民谣风格，有种大环境下的撕裂感，从那个她的眼神，唱到荒无人烟，再回归到自己，回归到初次相遇，回归到一生的终极意义，甚至反馈到生死的讨论。
民谣的躯体是平实的，沙哑的，可灵魂确是坦白的，往往直击人心，但也有不同选择，比如好妹妹乐队，走的就是清新风，不管是离别，还是失恋，或是往事重演，都被温润如玉的男声，抚摸成温柔的地平线，容颜老去是常事，筵席散尽是常态，人总需要笑着离开昨天，放下才能自在如风。青春少年，逐梦而远。
其实不论时代是怎样的，只要心还躁动，就有民谣的火种，就有它变幻的种种形式。
我听过许巍的跨年演唱会，他远没有现在好多流行歌手的颜值，甚至一脸皱纹，皮肤古铜色，声如破锣，毫无视觉美感，可《蓝莲花》一唱起，全场都泫然了，粉丝一口极其不标准的普通话一遍遍地喊着他的名字，他从没被遗忘，民谣从没被遗忘，民谣还活着，还将开出更多的花。
你应该庆幸，这个时代，是好的时代，给多种音乐形式以包容，人们还会拾起民谣，人们还会为它呐喊，还会为它哭泣，还会为它，回到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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