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否是爱茶人士，对于“茶和天下”四个字应该都不陌生。那么，这四个应该怎样读？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把“和”字作为动词来解读，符合中国人以和为贵的美好愿景。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却是当“和”字作为连词时，“茶”和“天下”的故事。
——导读
自明代起武夷茶进入外国人视野，成为中国茶输出世界的代表，影响世界近代历史进程。
随着郑和下西洋的传播以及西方航海业的高度发展，西方殖民者很快就闻到中国的茶香。从1607年开始，以掠夺各地资源为主要任务的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等地茶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1644年，英国人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运销武夷茶。
清朝1656-1684年间实行第一次海禁，1689年英国首次从厦门港直接进口武夷红茶。自此以后，逐步形成武夷山经福州到厦门的东南茶叶之路。西方人根据闽南和广东方言的口音把武夷茶翻译为“BOHEA”，许多西方人因武夷茶而产生对中国的向往。和瓷器一样，当时的武夷茶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另一个符号。
清代武夷山竹筏运输茶叶场景图
1984年，瑞典海域打捞起东印度公司1745年的“歌德堡号”沉船，60多万件瓷器、370吨茶叶以及大批丝绸浮出海底。这批被打捞起来的茶叶中，有武夷红茶、贡熙茶、松萝茶等。人们惊奇地发现，锡罐封装严密的未受水浸变质的武夷红茶，至今仍然可以冲饮。
短短的几十年间，武夷茶风靡欧洲上流社会，横扫当时欧洲比较发达的荷、英、法、俄诸国，皇宫贵族、社会名流皆以品饮武夷茶为时尚。武夷茶被争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北宋时期的“龙团凤饼”，并被冠以“中国茶”的雅称。拜伦等许多欧洲大作家的作品中都描写过武夷茶。
广州十三行运销茶叶场景图
西方对武夷茶的狂热追逐，为许多商贩创造了良机。
雍正五年（1729）中俄《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两国商人贸易地点后，武夷茶开始大踏步走出幽深的壑谷，穿越万水千山，走向俄国宫廷、走向欧洲大陆。一批嗅觉灵敏的山西商人，从武夷山茶区采购茶叶，为了运输方便，就地加工成茶砖，从武夷山出发，“越分水关，出九江，经山西……转至库伦（今乌兰巴托），北行达恰克图”（引自《清代的茶叶商路》）。俄商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这条商路上挑夫、货船、车队、马帮、驼铃络绎不绝，绵延万里，蔚为壮观，成为一条可与“丝绸之路”相提并论的国际商道，号称“万里茶路”。晋商不但把武夷“旗枪”作为挣取外币的武器，而且在国内到处开茶庄，通过贩卖、流通武夷茶的窗口，开设镖局、票号，运筹着“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务，开创了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
武夷山始发茶路主要路线图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实行第二次海禁，关闭厦门等港口，只准许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武夷茶开始改从广州出境，逐步形成武夷山至江西铅山河口，经鄱阳湖、赣州到广州，长达1500余公里的南方茶叶之路。当时闽籍商人潘振承、伍秉鉴等人率先从武夷山贩卖茶叶，在广州分别成立了“同文行”、“怡和行”，长期与东印度公司从事茶叶与纺织品的出口贸易。为了能保证茶叶的品质和供应量，以潘氏、伍氏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纷纷在武夷山租购大量的茶山，建茶厂，有的在武夷山茶叶集散地赤石、星村开茶庄向茶农收茶。
在当时的欧洲，武夷茶是中国茶的代称，占据欧洲茶叶市场的半壁江山。只要贴有“同文行”、“同孚行”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就可以卖出高价。专业向英商、美商提供茶叶和丝织品的伍秉鉴当时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的茶叶和纺织品大量销往欧洲，造成了极大的贸易顺差。为了扭转这个局势，西方列强只好以鸦片输入中国来掠回黄金白银。中国茶叶为西方殖民者提神益思，无意中也滋长了他们殖民世界的野心。他们以鸦片来毒害中国人的身心，把中华民族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茶与鸦片针锋相对的矛盾背后是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等书记载，在1842年《南京条约》的谈判中，英方坚持认为福州开放问题涉及中英间的“武夷红茶贸易”，坚决不放手福州，并声称“贩卖茶叶，以福州为便，务求准予通商”。道光皇帝对福州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视，绝不开放。他于8月17日谕称“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复求福州”，22日重申“福州地方万不可予”，如万不得已“另以他处相易之”。最后英方以开放天津为威胁，“不如所请，即行开仗”，道光皇帝不得不妥协。
鸦片战争
至此，正如《武夷山志》所述：英人“福州既得，茶禁大开，将来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茶叶自武夷山运至福州仅需4-8天，而运至广州则需大约60天的时间，从此西方商人加速了武夷茶的贩运。《中国茶经》记载：“英国当局规定每船必须载满七分之一武夷茶方可回国入口”。
此后，许多西方茶商和生物工作者开始从福州溯闽江长驱直入武夷山，有的直接进入武夷茶产区收购茶叶，或以传教、生物科考为幌子考察武夷茶的生长环境，窃取武夷茶的培植与制作技艺。武夷岩茶主产区“三坑两涧”内的慧苑寺曾经是外国茶商收购武夷茶的根据地，至今还保留着外国茶商装大洋的木箱。
万里茶道场景
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武夷茶被一道写进了“日不落帝国”的神话。
当时号称“世界货物总调度”的东印度公司把武夷茶送到各殖民地，以垄断而牟取暴利。在北美，中国茶成为时尚的饮品。为了扩充军备，英王乔治三世于1765年规定，凡殖民地所用茶叶及其他物品均需课税。英国国会通过了《茶叶税法》，以中国武夷茶叶向北美殖民地征收高额茶税。
为了逃税，许多地方出现了走私武夷茶的现象。英国殖民当局为维护东印度公司的权益，允许该公司低价倾销茶叶，而对其他商家、买家则高额收税，遭到当地人民的奋力反抗。他们成立“茶党”，反对茶税，拒购茶叶，经常举行集会与示威活动。茶客们宁愿放弃饮茶嗜好，改饮咖啡与其他代用品，或宣布停止饮茶，并提出凡为东印度公司藏茶、装卸茶叶、出售茶及买茶者，当视为公敌。
波士顿倾茶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打扮成印第安人，手持短斧，分三组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船，打开船舱，劈开木箱，把那批由瓷器和漆器精装密封的武夷茶叶倒入海里，把3艘船上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武夷茶，在3个小时内全部倒入大西洋。这一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殖民暴政的反抗，成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西方殖民者违背茶德，把茶叶作为海外殖民、牟取暴利的重要工具，最终也因茶叶而被赶出了北美大地。
西方殖民者无法完全控制中国的茶叶货源，同时也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便开始专事研究把武夷茶引种到其殖民地印度的可能性。
左：罗伯特·福琼全家福
右：九曲溪插图
为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印度总督本廷克（Bentinck）组织成立茶叶委员会，并分别派该组织秘书戈登（Gordon）和园艺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先后潜入武夷山，取得茶籽偷运往印度。武夷茶在印度大吉岭等地育种试种，并获得成功。此后，印度殖民政府又聘请武夷茶师带去武夷红茶的制作工艺，制出了第一批成品茶（8箱）运至伦敦，英国朝野为之轰动。在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期间，武夷茶在印度被大量推广种植，成为印度重要的产业，致使这个本不产茶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茶叶出口国。
清咸丰五年（1855），先辈移居台南、祖籍福建龙溪的林凤池来闽考试，中举后，龙溪宗亲带领他到武夷山游览。林凤池对武夷岩茶钦羡不已，于是想携带武夷茶苗回报乡亲林三显的资助学业之恩。时任天心永乐禅寺的老方丈如疾法师也是来自龙溪，感念于乡情与林凤池的感恩之心，便赠送武夷“青心乌龙”茶苗36株，嘱咐说：“此为武夷乌龙茶佳种，希细心培育，如能分栽广植，则子孙享用不尽。”林凤池携苗而归，引种成功，并逐渐移苗广植，成为今日的冻顶名茶。
2007年第一届武夷山国际禅茶文化节·台湾冻顶乌龙回植大红袍祖庭
另据1918年台湾学者连横编修的《台湾通史》载：台湾产茶近百年，嘉庆十五年（1810）有台湾青年柯朝，到大陆归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于鱼桀鱼坑，发展甚佳，即以茶籽二斗播之，收成亦丰，遂互为传植。
文：邵长泉（茶悦APP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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