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塑造中国国民性格的人？看到这个标题，可能很多人心里有了自己的答案，孔子，孟子，老子，也许还有说释迦牟尼的。你们都对，不过我的答案是：朱元璋。
注意，我这里指的“国民性”，特指鲁迅先生指出的那些狭隘、麻木、愚昧、猥琐等负面特性。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优秀之处，比如大度宽容，不像某国人“铝锅根性”，一听批评就要跳脚……不过不在本文探讨之列。并非只是一昧贬低国人，切记切记。
也就是说，本文讨论的问题是，谁该为中国人性格中“恶”的部分负责？
网上常见的一大攻击目标是儒家思想，“礼教吃人”，“等级秩序造就奴才”云云不绝于耳。不过不管那些论证看上去多么合理，我始终认为，一种思想或者教育要影响人到骨子里，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
比如，不管老师说多少遍要尊敬师长，一旦他给你两耳光，你可能立马心中有一万只某种动物奔腾而过，他若是当众殴打你暗恋的女生，你可能就要当场暴走了，什么规矩礼教全然不能束缚你。除非……有人拿枪指着教室，谁敢打老师，立刻突突，这时候你可能就“暂且隐忍”了。你看，影响你行为的不会是语言教化，而是现实可能的后果。
这样的事还真的发生过。
话说从前太学由于校规过严，有学生被活活饿死，还有多名学生自杀，学生赵麟就写了一张匿名大字报（没头帖子）控诉校长宋讷。这事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皇帝龙颜大怒，立刻查出来把赵麟杀了，并把他的脑袋挂在国子监的一根长竿上示众。这根竿子一直立了一百六十多年才撤去。还有更狠的，一个不肖子推了老母亲一下，皇帝就把整条街的人都杀了。这个辣手皇帝，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本是农民，做过和尚，盲流和叛匪，登上金銮殿后，他立即以农民的理想，流氓的狡狯，兵匪的狠辣塑造了其后千年中国人生存的现实，可以说，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他的余绪之中。
比如，朱元璋开创了世界古代史上最严密的户口制度。全国人民一律编入户口，详细写明全家人口姓名、职业、年龄、田产等信息，每十年更新一次。因为封套用黄色，故称“黄册”。黄册有什么作用呢？
一是防止“逃籍”。明继承了元的职业世袭制，“籍不准乱，役皆永充”。职业世袭制下，人被分门别类，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其下又分若干小类。这方便了社会管理，但却制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军户，就要比一般人家的负担沉重得多。于是就有人逃亡。洪武三年，全国有记载的逃亡军户，就达四万七千九百余人。黄册就是终极预防措施，拿出你的黄册，和南京玄武湖黄册库的黄册一对比，就能发现你的祖上是什么职业，令你无处可逃。这就是《后湖志》说的“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不能逃。”
二是防止百姓随便迁徙。人不得随便迁移，实在要到外地办事，就要开“介绍信”，即“路引”。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违者要受严惩。
三是保证赋税。和今天的户口制度不同，黄册不但记录人口信息，还要记载这家的产业，用以确定应该承担的税赋。历代王朝后期都会出现豪强地主招收人口，隐瞒土地，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的情形，黄册就能有效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不止这三点，黄册制度还保证了朱元璋的其他“改革措施”得以成立和持续。
比如大移民，没有黄册做保障，势不能行。朱元璋一共组织移民134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在中国史乃至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民间传说，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就在脚小趾上划一刀，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因为长绳捆绑，押解上路，人们都养成了背手的习惯。小便都必须报告长官，由士兵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做解手。
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是——你可以认为他是好心——“耕者有其田”。元末明初，由于战乱，造成了大片土地荒芜，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就是例子，少到每平方公里仅仅五个人，所以他要强制移民。
同时，他仇恨商人、地主和官僚，致力于打造一个农民理想中的乌托邦。他要制造一个平均化的社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自耕农。驯服的农民是专制政权最牢固的基础和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因此，他还进行了一种变相的土改。洪武元年，他下诏说，各处地主由于兵燹逃难的，允许百姓私自占有耕种他们的土地，地主回来也不得申明所有权。即使没有被占的，也不能全部归还，而是按人口数目分配，占地太多的要治罪。他还“徙富室以实京师”，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家产。这样打击富户，也是为了平均土地和财富。兼且铲除了豪强，天下便成了一个散沙般的小农社会，帝业便可万年永固。
这种重农抑商，残害富户的传统也一直延续到清朝。朱元璋闭关锁国，开创“朝贡贸易”，“片板不得入海”不但造成了倭患，也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直到被大炮轰开国门。
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缺乏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商业的重视，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抑制。商人也绝不是只是“倒买倒卖”，“不创造价值”，他们也付出了劳动，并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朱元璋不会明白这个道理，即使他明白，他可能仍然会选择这样一个静态的、倒退的、但是安稳的小农社会形态。平均和安定就是农民的最大理想。
在这个静态的社会里，全国人民整齐划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直到今天，许多国企、厂矿还有大喇叭，上班时放冲锋号，下班时放音乐或厂内新闻。这不是今天才发明的。而是六百年前朱元璋发明的。“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教民榜文》）
这样的集体当然也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发出公告：“婚姻死伤吉凶等事……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困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今天我们的“随礼”风俗，极有可能就起源于此。
你有没有见过街上的所谓“企业文化”，员工们齐齐立正喊口号？这东西本质上是一种宣誓仪式。有人说是从日本企业传过来的，那太晚了。朱元璋建立的“乡饮酒礼”制度，要求每年春秋，各地村庄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由德高望重的老人率领宣誓：“凡我同里之人，各遵礼守法，恃于凌弱，违者先共治之……”
何谓“同里”？全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里甲制度虽是历代沿袭而来，但被朱元璋强化了，他规定，里长有组织一里之内生产生活的权力，一里内居民有互相监督的义务，互相作保，实行连坐。这样严密的监督下，流民就失去了生存空间。流民朱元璋得了天下，当然要防止第二个自己出现。
今天中国的户籍制度仍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一系列特点：社会分割性、二元强化性、等级性、世袭性、超稳定性和功能多元性。而里甲制度则被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继承了下来。再加点高科技，就成了“网格化管理”。
光是搞个宣传活动，对人民的教育肯定是不够的，洪武五年，朱元璋命令在全国各乡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名“申明亭”，是召集大家来深入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一名“旌善亭”，类似今天的光荣榜，表扬好人好事，揭露假丑恶。每里都要推选一位老人，每月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集中到申明亭参加学习，主要是《大诰》、《大明律》、《教民榜》，以及朱元璋每月都亲自写一道的《宣谕》。
居委会大妈就是今天的“里长”，宣传栏就是今天的旌善亭，不过是“治安”变了“维稳”。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如千年前一般安详地、不动声色地静静旋转。
今天我们还能见到街上的流动宣传车，用大喇叭提醒大家防火防盗、远离毒品什么的，这个专利权也应归于朱元璋。洪武三十年，朱要求每村每里选派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铜铃，每五天一次，在五更时分，行走在街道上，大声朗诵“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些“化民成俗”工作，还未建国时朱元璋就已经想要做了，他对刘基说，“天下大乱之后，法度纵驰，当然要重新修订，使纲纪正而条目举。比这更重要的是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这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除了上面说的，他还插手文艺工作，禁止“不健康内容”的戏剧，推出有教育意义的如《琵琶记》等戏剧。禁绝民间迎神赛会，但又扶持城隍用以威吓百姓。还插手人家的家务事，担负起妇联的职责，惩治宠爱妾室而虐待正妻的军官，劝学生早早娶亲。
学校教育当然更是重中之重，国家投资办学，拨给学田，以其收益为基金，学生待遇优厚，府、州、县各级学生都享有国家补贴。米六斗，额外还有鱼肉供应。即使乡校不能提供丰厚的食宿，也是不收学杂费的。明朝教育的发达，超过唐宋。
虽然看上去美好，校规却是极严的。开头说的学生赵麟，就是犯了“生员不得建言”的校规，头颅便被示众一百多年。这样旨在培养顺民的教育，怎能由得你们的思想自由滋蔓呢？
教材他也要删改。因为“民贵君轻”这样的思想，朱元璋差点把孟子赶出孔庙，剥夺他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甚至明令谁敢为孟子求情，立即以“大不敬”罪名处死。偏有刑部尚书钱唐不怕死，坚持进宫，朱元璋听说他为此而来，就命令金吾卫将他射死。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仍英勇不屈往里闯。朱元璋也觉得他是条汉子，就许他进来说话。钱唐痛陈孟子不可废，否则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怀疑这还是不是原来的天朝上国。从钱唐舍命闯关的事上，朱元璋看到了孟子在天下读书人心中的地位，终于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但是作了大量的删改。
不过，这些读书人，还是要收拾的。唐宋是儒家的顶峰，君臣共治，权力分散。朱元璋不但撤除丞相，还开了把大臣脱了裤子当众打屁股的先河。可说中国士人，几千年来未受过此等侮辱。他还大兴文字狱，理由千奇百怪，简直花样杀人。这些敏感词比起今天来也是不遑多让。“光”、“生”字被他理解为讽刺他曾出家为僧到也罢了，贾翥《正旦贺表》有“取法象魏”句而被杀，因为“取法”音同“去发”，简直令人佩服他高超的想象力。陈州府周冕《万寿表》更加匪夷所思，因为“寿域千秋”被杀，谁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只好揣测是“寿”字和“兽”同音的缘故。
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的功臣，也几乎没有善终的，不是文字狱，就是牵连进别的案子，“幸存者百无一二”。
朱元璋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抠住了天下读书人的命门，科举命题只限于删节版的“四书五经”，除此之外读再多书也没用，自此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牢牢限制在这铁笼之中了。这两手法宝也一直延续到清朝，到了“康乾盛世”，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文人们一头扎入了考据、目录、版本之学中去了。
尽管投入了巨大的行政资源来教化民众，消灭“有害思想”，驯服了百姓和文人，但还有一个阶层亟待朱元璋“改造”，那就是官僚。
在专制制度下，官僚系统的腐败不是病态，而是常态。朱元璋的反腐风暴不可谓不猛烈，凡贪污六十两的，就要“剥皮实草”，就是把你的皮剥了，里面填上草，挂在衙门口。洪武八年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他还在《大诰》中发动群众举报贪官，甚至允许任何人冲进官府，捉拿不满意的官吏。凡进京“上访”的，不论有没有“路引”，都须放行。如果有人胆敢阻拦，一律处死。百姓捉拿吏员，官员如果敢阻拦，那就“全家族诛”。百姓起初不敢，他就严厉惩罚镇江居民，说他们没有积极捉拿坏官韦栋，“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终于有“朝阳群众”常熟县百姓陈寿六捉拿恶吏顾英，他就大加奖赏。在这恐吓和奖励的动员之下，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终于掀起了热浪。从洪武十八年到二十八年，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以至于没人办公，不得不让判刑后的犯罪官吏戴着镣铐回公堂办公。
然而期待的天下清明的效果并没有出现。不久，就有许多地方官员威逼利诱百姓来打击政敌，还有百姓抗税，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进京，这类事情远比抓到的真正贪官多。前面实行的老人教育，乡民自治也因为老人们有了权力，迅速腐败起来。终明朝一朝，直到末期也没能一天真正解决贪腐问题。
朱元璋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正式废除相制，设内阁制，但只有建议权无决策权。又夺军权于将领，将领与部队脱钩，只在有军事任务时获得临时指挥权。册封亲王，允许亲王有军队，这直接导致了朱棣的反水。又把功臣屠戮殆尽，李善长案诛杀三万人，蓝玉案大约杀了二万人，包括二公、十二侯、二伯。当年共同举事的淮西勋臣仅剩下耿炳文和郭英二人而已。
他还设立了凌驾于法律之外的密探——锦衣卫，专事刺探、侦缉、告密，并可绕开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直至将人处死。以至于明代中国成了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
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官员还是士子百姓，甚至功臣勋爵，人人自危，哪个不是苟且偷生？当时官吏上朝，都要与妻子诀别，如果平安归来，就要庆幸多活了一天。就连皇帝也要提心吊胆，朱元璋教训子弟说，“如果要秘密和臣下商议事情，带刀护卫最多只能离开十丈，不能再远了。”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把中国人性格中的贪生怕死，猥琐狡狯归罪于清朝的残酷统治，殊不知崖山之前，中国已经如此了也。
对比宋朝，明朝是全面倒退，对比十四世纪的欧洲，明朝是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欧洲却面临黑死病和百年战争。这之后欧洲开始文艺复兴，然后一路高歌猛进，而中国却就此陷入停滞和沉沦。朱元璋和他天才般打造的强大的专制机器，不能不负上责任。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时期是“盛唐”，其实不然。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占财政收入的70%。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而英国1788年工业革命开始时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十倍以上，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宋朝君臣共治，不杀士大夫。宋朝的文艺作品，也洋溢着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明朝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朝。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000万两白银，而按黄仁宇计算，明在1570-1580年间，平均年收入不过3078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落后，明朝的农业税占总收入的81%，工商税只占12%。宋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朱元璋则认为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命令取消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宋的财政收入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整个明代的铸币量不超过千万贯，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导致“钱法不通，人民倒毙”。至于对人文精神的戕害，本文从头至尾，处处皆是。
张宏杰说：“明朝的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二者擦肩而过的时代。”
为什么我说孔孟也好，儒家礼教也好，其实并没能塑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与思想呢？因为两千多年来，儒家一直在变。这个变化，就是随着政治的需要，不断扭曲孔孟原意的过程。譬如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朱元璋》里，作者张宏杰就说，朱元璋的政治理想，就是农民的理想，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张宏杰把这句话解释为：“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别人比我多。”
孔子的十世孙孔安国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国，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
到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
这些说的“寡”，都是指人少或土地少，而不是财少。“均”都是指政治的平均，也即上下各有其分其责，具有分权性质。
到了北周时苏绰，就变了：“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
这里的“均”，是指均税赋了。
到北宋张方平，就提出了“制民之产，在乎均平”，这时要“均”的，就是指民众的财产了。
明代刘寅《三略直解》则云：“治民要使之平均。”这里要“均”的对象变成了“民”，指的是均土地、税赋、徭役等等。
可见随着时代变迁，政治需要的不同，孔夫子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均”的对象，是财产还是政治权力抑或权利，可是天壤之别。如果是指权力，那是分权，如果指权利，那近乎今天我们的“平等”观，如果指财富，那就是平均主义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恶果，经苏联等国的实验，世界已经知晓，分权制衡的好处，则是当今大多数人类的共识。同一句话，可以解释成如此不同的面貌。
按训诂学，“寡”字当指“人少”，而不是“财少”，比如“寡妇”，她是少了一个男人，不是穷。孔子一向支持“君臣共治”，这个“均”，只怕指的确实是政治权力和相应的权利。这是礼的核心，君主享有什么样的礼仪，诸侯享有什么样的礼仪，这是政治权利，不可以乱。孔安国和朱熹的解释是符合孔子一贯思想的，更接近孔子原意，而后面就越来越跑偏了。在专制大成的明朝，臣子刘寅自然不可能去要求和皇帝分权，就解释为均财富和均义务了。
可见儒家思想不但不是改造、桎梏中国人思想，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祸首，它自己本身也是被改造扭曲的对象。
在背后起作用的是权力和暴力。残酷的屠杀堵住了天下悠悠众口，使人们恐惧畏缩；户籍制度把人植物化，牢牢的绑在土地上，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人们短视狭隘；“八股取士”、“化民成俗”以及文字狱限制了知识分子的头脑，使他们僵化顽固。人人只求保全自己，苟且偷生，时刻提防他人的监控和告密，由此还产生了无数的“人生哲言”。不相信政府和法律，只晓得服从强权，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一旦有了机会，就立刻凶残狠毒起来，无他，盖不如此，自己性命堪虞也。鲁迅先生痛恨的愚昧麻木和“吃人血馒头”的国民性，正是长期在屠刀下生存的必然结果。
这能怪到儒家头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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