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件,已经忘却,生于二十世纪90年代的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2016年,赵雷还没有大范围地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中,但我耳机里面的《南方姑娘》已经循环了一年有余。
2016年秋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在偌大的长沙城打了好几辆的士才终于辗转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到的时候已是傍晚6点,任教的治疗师们早已下班,是为男主管老师接待了我们,我被安排坐在一个很高的宝宝椅上面,男主管熟练地从手边拖来一张转椅坐在我的正对面,几根小咬棒和一些各式各样的口哨在我嘴里捣饬了半天,我知道,这就是我接下来一段时间要面对的东西。
在此之前的那个暑假,我还医院里面跟着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趴在床上等着针灸师为我们赐针,现在,我要和一群两三岁的小孩子在一起学习说话。
我当然会说话,只是很多不了解我的人听不清我说的话,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结交新朋友,麻烦,费力。
上天赐给了我最好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一直陪着我走在这条与命数抗争的路上,从未停歇。
主管老师对他们说,孩子已经有这么大了,我们不能保证能够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她尽量改善。
父亲和母亲说,没关系,能改善就行,要给她最好的。
2016年秋天的那个星期五,我独自一人坐在公车上靠窗的位置,耳机里的《南方姑娘》依旧令我动容,我等着在一个小时后去到那个地方,上属于我的第一堂课。
2016年秋天的那个星期五,我推开那扇玻璃门,前厅里坐满了家长,都在等着自己的孩子从教室里跑出来扑向他们的怀抱。
整点一到,红颜色的小栅栏被打开,一群两三岁,四五岁的孩子从里面跑了出来,终于有几个家长注意到了我,我顿时无措。
大教室上课内景图原来我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孩子,大得过分。
一位身着白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深蓝色的针织外套的女老师从里面朝着我走了过来,胸前挂着的那一张公交卡格外的显眼,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她应该就是我的治疗训练师。
初次见面,我有些慌张,赶紧把耳机摘下来,耳畔萦绕的《南方姑娘》也很应景地突然中断,脑子里却又很自觉地蹦出了一下句——在四季的风中她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
也许是职业习惯使然,她和我简单地打过招呼后便牵起我的手走向那扇红色的小栅栏,我个子比她高,被她这么一牵,我顿时觉得自己与那些两三岁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那是2016年秋天的那个星期五,那是我第一次遇见她。
那里的上课模式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是为了给每个孩子以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我再次被安排坐在高脚宝宝椅上面,女老师坐在她自己的转椅上,也许是她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孩子,不仅体积大,身高也“大”,她需要调高她的坐椅才能与我的视线平齐。
后来我不再坐宝宝椅,她也不坐她的转椅,两个人在每次上课之前一人拿着一张小凳子进教室,然后再面对面下来,从外面大厅的监控视频里面看,就感觉这两个人就像是在面对面聊天玩一样。
但是在上课的时候她就从来不给我玩的机会,许多人都认为当两个人之间熟悉之后,一些规矩体制都可以统统推翻,而我想说,当我和她混熟以后,我却被要求得越来越严格。
她姓付,叫付思,在没熟之前我叫她付老师,熟了之后我叫她思姐。
她说,不管你是叫我老师还是叫我姐,上课的规矩,一个都不能少。
上课的时候她是老大,我听她的,下课的时候我是老大,我是专业坑人的货。
她总是很残忍,让我一边用嘴唇抿住雪条棒一边听她讲她学生时代的故事,我每次听她讲到一半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笑出来,情不自禁地把双唇一开,雪条棒就那么不留余地地掉了下来。
她变脸的速度超级快,干什么干什么,搞事情吗!来!继续抿住!抿不住就打人。
对,她真的会打人,一手掌打在我肩膀的力度真的能把我打懵,她说,这是让我痛得记忆深刻。
对,她的学生时代不曾走远,不多不少,她仅仅只比我大了三岁。
她说,步行街那里有一家烤鱼店很好吃,有机会她一定要带我去尝一尝,可她所谓的“有机会”总是被无限的拉长,她总是太忙,上一个孩子刚结束课程,又马上迎来下一个孩子,孩子都还太小,脾气暴躁起来直接就对着她拳打脚踢,一只爪子挥过去的时候直接在她脸上抓出五道血痕,她的喉咙总是化脓,三天两头就不得不进次医院挨上一针。
我曾老老实实地端坐在她的身旁看着她给别的孩子上课,不容置疑,她是我在那里见到过的最有耐心和最有方法的一位老师。
三个生无可恋的孩子,哈哈哈哈哈我跟着她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念到了“Do Re Mi Fa Sol La Xi Do”,她一直在很尽责地教我,而我训练的效果却如同坐过山车一般起起伏伏,她是那里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数一数二的好老师,而我却不是最好的学生,贪玩无知,课后练习的力度没有自觉地跟上,让她操了不少的心,在她一点一点地鞭策中我有了稳定的进步,我开始尝试着鼓起勇气和别人用语音对话,朋友惊讶,以为我是换了一个人。
2017年7月1日,我冒着长沙市强烈的暴雨赶去上最后一堂课,有史以来觉得一堂课50分钟原来可以过得那样的快。
2017年7月1日,我毕业了,不舍我总是不喜欢告别,我不喜欢有些人在很突然地闯进我的生活带给我记忆后又与我匆匆说再见,我很认真地和她拥抱,心里却不知下一次父亲和母亲又会带着我去认识谁。
训练机构的费用实在高昂,迫于心理压力我才最终选择放弃,我总是不喜欢别人对我被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我害怕自己终有一天会亲手将这希望毁灭。
我说,你还欠着我一顿烤鱼,欠了四个月了,她说,一定会带我去。
没有去上课之后,父亲总是还在惦念着她,三番五次让我请她私下上课,我说不行,她实在是太忙了。
2017年7月18日,家中无人,她休假,我厚着脸皮乘着公交绕过大半个长沙城去找她蹭饭,她说,带我去吃那家的烤鱼。
这是一条相隔四个月才和我见面的鱼烤鱼吃完,各自回家,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断了联系。
2018年2月23日,正月初八,我坐在返回长沙的车上收到了她的消息,她告诉我,她换了工作,要去当小学老师,这是她小时候的梦想,她约我出来,说再见一面,再玩一次。
2月26日,长沙欢乐谷,疯狂的一天,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她说,以后别总想着玩,记得训练,为你自己。
旋木上的旧时光此后,二人断联,而我的《南方姑娘》还在一遍有一遍地循环,尽管歌单里面已经有了很多新歌,可我依旧钟情于它。
2018年4月29日,西安青旅,有一个人在一边帮我铺着床单一边严肃地训我,这才是我们出来旅游的第一个夜晚,我知道,我又一朝回到解放前了,刚刚在车上对司机说话的时候司机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她现在的严肃生气是前面一路上的忍耐,她不是生司机的气,是在生我的气,那个夜晚,陌生的城市,她对我说,我让她很失望。
她说,每个周末回家以后别再想着玩了,多跑一趟,去她家,她给我在上课,免费的。
当时的我只顾低着头听她训,并没有记住她说的这句话。
西安是我叫她来的,我对她说我想去旅游,她说,我陪你。
大雁塔下的我们我们用短短三天的时间结束了旅游,在回来的火车,我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瞬间即逝的景色,听着她一字一句地讲着她对我未来的期盼和担忧,她严肃起来的时候我是怕她的。
2018年7月,暑假,父亲多次要求我联系她,让她给我在家里上课,我说不行,虽然她已经没有在那里工作了,但还是有很多家长打电话请她上课,她都全部拒绝了,我害怕到我这里的时候也一样。
父亲还是坚持让我打电话,因为在前面的时候他看到了我喜人的变化,他始终相信她是一个很好很负责的老师。
迫于压力我还是拨通了她的电话,她答应得很爽快,来,你早就应该要好好训练了,那个时候的她,还在为自己考编制的事情准备。
那是每个星期三四次课的训练量,每次课进行两三个小时,她总是在每天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出门搭车,等到她与我碰面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我也总是迟到,好几次她到了约定地点的时候我却还在家中睡觉,而我每次也都是从梦中惊醒后匆匆出门的。
她带着我从岳麓山脚走到岳麓山顶,虽然坡度不大,地面平缓,但我还是想一心一意地往上爬,不干任何事,我这里所说的任何事,是她在我们登山的过程中她随时会我增加的训练任务,没有商量的余地。
岳麓山的海拔并不是很高,300.8米,每次我登顶的时候就意味着我的训练量也一并完成,感觉就像是征服了全世界。
二十出头,是每个女孩子如花一样的年龄,也是最注重外在形象和希望听到别人肯定的阶段,我却在穿着运动装在那个毫无遮蔽的公共场所将双手反扣在脑后做起了深蹲,亦或者是将手中的口哨吹得震天响,从我们身旁经过的路人无好奇,离开老远后还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依旧在原地自我表演的人,从他们目光中我看到的是太多的疑惑与不解。
训练中但那时的我,拥有的并不是害怕和紧张,更多的是身边这个人给我的心安和从容。
那天,高效率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思姐奖励我坐观光车下山,艾玛贼开心了那些时段我的口肌能力变化是肉眼可见的,我也越来越有自信和别人使用语音对话,他们不懂,我使用语音去聊天,需要耗尽我多大的勇气。
那是暑假中的最后一节课,她有事不能赶来,我按照她的指引去找她上课,四十分钟的公交车程,一站路的地铁距离,再在公交站台等上二三十分钟,车来了,又是三四十分钟的路程。
有些事情你自己不经历,你永远不会知道有些人在默默地为你做了些什么,我和父亲都知道凡事都是有报酬的,我们给予她的酬谢金远远低于市场上一节课五十分钟的费用。
后来我在跟她视频通话的时候我开玩笑地问她,那么多人你不选择,你每次跑这么远来给我上课,上完课后又要匆匆忙忙地赶回去,拿的钱还这么少,你不觉得要亏死吗?她在视频里面翻了我一个白眼,因为是你啊。
那个晚上她和我聊了许多,我第一次那么清晰地认识,原来我眼前这样一个瘦弱的南方姑娘,会对着自己的人生有着那样明确可见的规划和目标,不骄不躁,她也依旧在我重复着,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学着多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2018年9月,她告诉我她换了学校,要离开长沙,我突然恍惚,诺大的长沙城,除了她和学校里面的室友,还会有谁能够在节假日的时候同我约上一面,带着我到处去游走,我依旧还是那样的怪性格,不喜结交新朋友。
我丢下手中所有的事情赶去与她见面,吃饭看电影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常事,我总是不习惯与人道别,就像在2017年7月的那场暴雨之中一样。
她总是还在与我隔三差五开着视频,了解我的训练情况,而我早已不知在哪次陌生人的打击中开始变得自觉,这份自觉是属于自己,不需要和任何人或者家人打报告,会告诉自己有些事情既然已经承受无数次了都还在承受不来,那就开始为自己做出一点点的改变。
2016年至2018年,是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跨越,赵雷早已经火了,他依旧在问他的南方姑娘何时回到她的家乡,而我的这个南方姑娘,会时不时地离开家乡,她总是在离开之前和回来之后联系我,总是在约定好的地方拖着行李箱等我,会在不经意间开始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我在她眼中的变化,有提升了,是好事,继续保持,后退了,此后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给她发训练视频,保质保量,没有商量的余地,不为她自己,是为我,她一直坚信,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
2018年10月,我依旧是个不关心实时政治的不合格青年,外界的一切事情,好像都与我无关,但我总是会想起这个南方姑娘,这个善良的姑娘,虽然换了职业,但她身旁依旧是一群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设备简陋的学校没有足够多的电脑和打印机,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足够的书写能力,为了让这些孩子学习到更多知识和提高学习效率,在每个深夜,姑娘在书桌前认认真真地备着教案,手上有十一个孩子,她需要把同样一道题目一笔一画地书写在十一个本子上,每周六次,孜孜不倦。
我时常在想,如果这世上有一万种可能,我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和我一样有足够的幸运,有足够的宽容来接纳这个对他们并不是那么友好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感激,来爱着身边这个南方姑娘。
社会我思姐,人美话不多,就是要说我的时候有点“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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