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个朋友考我，「你说说，不算汉语，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什么？」
这可难不倒我，我当即回答，「西班牙语！」
他嘿嘿一笑，继续问：
「当年成吉思汗几乎横扫整个欧亚大陆，为什么蒙古帝国崩溃之后，没有留下多少它的痕迹；但西方国家在被殖民地人民赶走后，当地人民却深深的接受西方秩序呢？」
这下可把我问住了。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读历史时关注到了，只是没有不疑处生疑，没有深想而已。
过去，我们总是简单的问题归因，认为是当地在刻意掩盖蒙古侵略者的痕迹。但这样的解释，放到西方殖民者身上就不成立了，难道殖民统治对这些国家伤害就比蒙古人少？
最近，我读《中国史纲50讲》，施展老师从「公海自由原则」的由来，提供了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
01
1603年2月25日，如果你能站在新加坡樟宜海边，你会看到一场差不多持续一天，不大不小的海战。
一艘名叫「圣卡特琳娜」的葡萄牙船只，被几艘隶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击败并俘虏。
荷兰人把船开回阿姆斯特丹，将船上丝绸、瓷器等货物卖掉，获得一笔巨款，据说相当于当时英国政府年收入的两倍。
奇怪的是，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反而想拒绝这笔巨款。
过去大家总认为，殖民时代西方国家都是「野蛮竞争」抢了你的就是抢了，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实际上，股东们也不是害怕战争，而是他们认为公司没有资格获得这笔钱。
1493年，罗马教皇主持了一场会议，宣布把地球按照某个经度一份为二，经度以西未被占领的地盘，都归西班牙管，以东未被占领的地盘归葡萄牙。
那时候的欧洲，教皇说话还是很管用的。樟宜海域正好在那条经度以东，归葡萄牙管。
股东们认为，这场海战发生在葡萄牙管辖的海洋，东印度公司的做法，相当于跑到人家家里硬抢。
如果这种硬抢也能被认为是正当的，那就没法阻止别人跑到你家来硬抢了。
但东印度公司可不想把吞下的巨款吐出来。为了安抚股东，他们在荷兰找到了一个著名法学家打这个官司，他就是后来人们公认的国际化奠基人——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为此写了一个长长的辩护词，后来出版为一本书，叫《论捕获法》。其中的一章单独被摘录出来，出版为一个小册子，叫《海洋自由论》，后来成为现代海洋法奠基。
格老秀斯在《海洋自由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国家对海洋都没有管辖权。因为法律管辖权依赖于统治者的主权，主权是统治者财产权的延伸，你必须实际占有，才能对其拥有财产权。
谁都不能如同陆地般实际占有海洋，而葡萄牙人却主张海洋有管辖权，试图垄断海上贸易。因此公海上东印度公司的行为，只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这就是「公海航行自由」的由来，你看很多电影（比如《赌神》系列）有这样的场景，一些游轮都会开到公海上开设赌场，因为公海不服从任何国家国内法管理。
（新加坡樟宜机场附件海域）
02
你也许会讲，抢了就抢了，还这么矫情干嘛？格老秀斯纯属咬文嚼字强词夺理，有什么用呢？
用大用处。
大航海时代，依托海洋进行远洋贸易，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我们用什么办法维护利益，解决贸易纠纷呢？
第一种，依托强权。根本做不到，因为国家力量延伸不到那里去，成本太高。
法国殖民地爆发的冲突远远高于英国，原因就在于法国将国内一套东西几乎都「拷贝」了过去，结果是投入太多国家受不了，投入太少殖民者管不住。
第二种，依托信任。局限性太强，会产生新的摩擦。
南洋华人到海外做生意，依靠的是同宗同乡之间的信任关系。但是，这样不但限制了同宗同乡外的合作，更重要的是限制了他们对秩序的想象。
依赖宗族同乡完全能够生存，他们就不会关心以外的事情，他们能够想象的秩序，都是以宗族同乡为基础的。
他们就不会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不会对当地有地域认同感，获得的利益不会惠及原住民。不论是白人殖民者还是当地土著，都产生了强烈的排华情绪。
他们可不管你是什么福清人、潮州人、厦门人、客家人，都笼统的排华。而20世纪前，欠缺彼此认同的华人，根本没有南洋华人的概念，只认南洋福清人、南洋潮州人、南洋厦门人、南洋客家人。
同乡同宗的意义上，他们是相当抱团的，但南洋中国人不报团。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
第三种，依托法律。法律，国家与商人之间、不同商人之间，种种复杂博弈的总和就是法律。
商人们到了世界各地做生意，虽然当地有当地的规矩、我有我的法律，但是我们可以按「博弈」的原则，保存各自的习惯，找到一个更普遍的规则、一个最大公约数。
说到底，选择法律是因为它的成本更低、更有效。渐渐的，殖民地人民发现西方殖民者法律非常管用，就沿袭了下来。
03
这就是法律带来的启示。与不同文化、不同习惯的人群形成合作，最好的选择就是依靠边界清晰的法律。
正如最近的「鸿茅药酒」的热点新闻，中央相关机构所做的，仅仅是密切关注、报道事件，责成当地政府严格监督检查，而不采取直接强权干预，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因为，只有人们的所有行为，被纳入统一连贯的法律秩序中时，人们对未来的互动就有预期，才能形成不断扩展的合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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