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文脉巡礼---魏晋风骨有沉香》

提到这段文脉，不可避开“建安文学”“建安风骨”“三曹七子”“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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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曹丕、曹植合称“三曹”，是建安时代最为优秀的诗人。他们雅爱词章，不但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学，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且身体力行，创作了各具风格的名篇佳什：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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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邯郸临漳）中，又号“邺中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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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在这段文脉中，熠熠生辉的还会有“杜康酒”“刘伶醉”，寄情山水的西晋谢安、东晋陶渊明，游得浮生半日闲的谢灵运，“中兴第一”的郭璞，“三绝”（画绝、才绝、痴绝）的顾恺之，还有那“盛大的文人诗酒兰亭会”,巾帼不让须眉的蔡邕之女蔡琰、左思之妹左棻、王夫人谢道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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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魏晋时期,中国社会始终沉浸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名人文士的生活摇变不定。才华横溢、千古留名的名士中,除去屈指可数的几位隐士之外,善终者没有几位。何晏、嵇康死于司马氏排除曹魏集团政治异己力量的倾轧中;张华、潘岳、陆机死于“八王之乱”中;刘琨、郭璞死于东西晋改朝换代斗争中……面对鲜浓的血色,文人们的作品在雄阔、激昂的基础上,又蒙上了一层苍凉的色彩。

大量魏晋名土集儒、释、道于一身,他们有“学而优则仕”关心国家命运、惩恶佑善的儒者的积极性,又有道家的崇尚自然、追求逍遥的精神,同时又精通佛理,这是中国文人的典型性格,是魏晋文人在汉末儒教衰微、道德沦丧之后,探讨新的治国思想与人生之路的结果。他们在孔子身上看到了具有人文精神的仁者的美德,在老庄那里获得了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东晋时期、佛教又给他们带来了安慰心灵的教义与新的思辨方式。魏晋时代更替频繁,经常有文人名士付出血的代价。文人们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保持自己的人格与理想,安抚痛苦与恐惧的心灵,就自然地朝圣拜佛,寻找归宿感。

正如李泽厚所说:“魏晋之际,文人们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骨的内涵。”“风骨”一直都是与荡涤柔靡的文风、复归英雄精神相联系的。它所强调的是精神的充实、和美与健康,在和谐的审美理想中突出时代的强音与文学的现实精神,是文人儒士们所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态度、刚正不阿的人格力量和健康挺拔的文学精神。

魏晋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一自觉,是以人的生命和思想的觉醒为底蕴的。它带来了文学创作的自觉,文学走出了经学附庸的境地,而转向了独立发展的广阔空间。建安诗坛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以慷慨悲凉的旋律奏响了时代的乐章。曹操的四言诗自成一家,曹丕的七言诗首发楛矢,曹植的五言诗名震诗坛;七子各自驰骛诗坛,骋才使气,使五言之作蔚然走向高潮。正始诗歌以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独占鳌头,嵇康《幽愤诗》、阮籍《咏怀诗》皆为千古绝唱,隐写心曲,曲尽情怀。西晋太康英才荟萃……那千年的风骨至今仍幽幽地散发着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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