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个词是钱理群先生首先使用的，有些人对此词多有批评。比如徐晋如。他的公众号里网友『岁月静好』提问：先生，那些为了一己之私不择手段的政客和奸商不就是钱理群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请您指点钱的说法的硬伤在哪里？徐晋如的回答是：“人性天生就是自私自利的。利己无错。利己在道德上决不低人一等。损害他人而利己，是犯罪，不要委过给利己主义。历史已经证明，要求大家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时代，就是最坏的时代。”
徐晋如微信截图
徐晋如在微博中也说：钱理群这个大左派说北大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颇得大众欢心，其实利己主义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把集体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的脑残，那些词才是极权的土壤。
徐晋如微博截图
我们再看苏小和对钱理群这个词语的分析。“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文人趣味，人文学者缺乏经济学常识，总是轻率使用利己、自私这些单向度的人性概念，导致很多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异化成道德问题意识。这应该是学者误人子弟的一个案例。为什么类似于钱理群这样有鲁迅遗风的人文主义教授也会出现这样蹩脚的错误，原因在于我们的思想资源缺少对人性论的深度辨析。”
苏小和又说：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一个人如果没有利己的主观偏好，他无法成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一旦理性经济人不成立，则市场秩序不成立。一个没有明确的市场秩序的社会，一定是贫穷和饥荒的社会。
徐晋如和苏小和都犯了稻草人逻辑错误。钱理群不是在批评利己主义，更没有对大公无私高唱赞歌。不少人对道德敏感，对以前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心有余悸，才这样曲解钱理群的意思。
“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个说法火起来，源于2012年钱理群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钱理群
最早则是钱理群在2008年纪念北大110年校庆时接受采访时所讲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二
中国最早的利己主义者是杨朱，孟子评价他：“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又骂他和墨家学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儒家讲仁义，讲忠君爱人，又以天下为己任，自然对“为我”这样的自私自利抨击。今天看来，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至少是无害于人的，即使天下滔滔，一毛可以济之，但本身天下滔滔，不是他造成的，他没有义务济世，别人没有权力要求他济世，总之：我们不能强求别人高尚。
利己行为，可以有三种结果：一是有利于自己，但对他人无利也无害，不拔一毛亦无害于天下（人）是也；一是有利于自己，但与他人共赢，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人）是也；一是有利于自己，但有害于别人，不拔一毛，有害于天下（人）是也。我想，诚然不能要求别人高尚，但唾弃卑贱之行却是理所当然。
西方哲学家摩尔将利己主义细分为两个维度，一是纯粹的利己主义，即Selfish，完全自我本位主义的无视他人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二是适度的利己主义，即 Self-intersted，基于人性真相的、合适的，照顾到了利他主义原则的、综合的利己主义。钱理群根本不是在批判后一种利己主义，而是前一种，即有害于人的的利己主义；根本不是在谈论经济学，而是社会伦理。
在钱理群眼里，错的不是利己，错的是精致包装下的绝对利己。所谓精致，就是伪饰，明明是利己的，偏要装作不是利己，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而所谓绝对，则是做事总带着强烈的功利性。钱先生举的例子：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都是冲着将来的考研或者推荐去的，谁愿意跟这样的学生交往？
这类人多了，大家就处于互相算计之中，自然导致阴谋阳谋盛行；这类利己主义者，缺乏共情能力，自然导致冷漠；这类人聪明，喜欢钻空子，利用别人，利用体制的漏洞，自然不会想着去建设。
如果，我们对人性的高贵还有向往，对社会的美好还有期待，我想，我们定然不会赞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徐晋如还有一篇文章《一个高考状元的国学梦》（腾讯大家2014年6月24日），徐先生赞扬放弃港大复读考入北大的辽宁文科状元刘丁宁时，这样写道：小姑娘的理想主义情怀令人思之动容，这在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的当代社会，无疑是特别罕有的高贵的品性。
而这，才是正确意义上对精致的利己主义一词的使用。
三
钱理群是针对当前中国教育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倾向而谈的，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的教育的问题就是是信仰的虚无，或者说以实用实利为信仰。不少国人信仰神佛，都是带着世俗的功利性，正如倪匡的那句俏皮话：人干点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我们太为难鬼神了。但是这能叫信仰吗？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仍把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作为精神改进的内容，但实际上这种无效的灌输恰恰阉割灵魂：因为和自我、自由无关。整个社会许多人都在做着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的幻梦，而将人格的向上作为可有可无的装点，于是不少聪明人，以投机钻营为能，最终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汪丁丁在《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中写道：“当整个社会被嵌入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功利化的泥淖里，学校教育围绕着升学或就业而展开，而人的素质、教养、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倒成了其次，但是，一个没有人格和教养的人，不是很危险吗？
这正是钱理群、汪丁丁们最为关切的，也是我们最应该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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