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梁实秋先生说几句话

                  替梁实秋先生说几句话

        梁实秋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学家，他的散文写得潇洒自如、语言流畅、文笔简洁、朴实恬淡，看似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令人读后余味无穷、遐想不已，是我所崇拜的多产散文家之一。但梁先生似乎命运坎坷，从一立足文坛起便就成为众矢之对象，特别是鲁迅先生的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杂文出现，他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否定的人物，其实冤之又冤。

          梁先生之所以落得如此的悲剧，这主要与他的为人个性是分不开的。他敢于说实话，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要自己认准的事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从不隐晦其词、含含糊糊，更不会迎合众说、人云亦云。这是一般文人墨客所做不到的，更何况他所处之环境而他能坚持如此尤见其人品高尚，当今文人应引以为榜。

          首先表现他的这个性格的是那场关于新诗的争辩：1922年春夏之交，梁先生与周作人就诗歌创作的理念发生了一场争辩，相互撰文功讦对方之不是。争辩的核心是“真”与“美”。梁先生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就应是语言提升的精华，就应讲究语言上的优美，而内容要求真实，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这种真实与美的结合的创作诗歌的观念，也就是说只有真实与美相结合的语言才算得上是诗。而周作人的观点是“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并撰写大量的文章为此立论进行辩驳，从这些文章看来他认为诗歌创作要来源于大众民俗中间，诗歌不应追求语言上的优美，而应民俗化，万物均可入诗，纵是俗言俚语如“小便”、“如侧”等等都可作为诗句。两人所倡导的文艺观相去甚远。

          其实周作人的观点缘于文学研究会作家俞平伯的一篇《诗的进化还原论》的文章，俞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诗歌是为人而生的，而不是为诗而诗的，诗应是平民化的，而不是贵族式的”的观点。梁实秋当时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看到了俞先生的这篇文章后，于1922年5月27日到29日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读〈诗的进化还原论〉》一文，强调“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诗的内容只应要美的”“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肯令艺术薄弱的民间诗在诗国里称霸”。对俞先生提出的“喜欢作诗的必须到民间去学”的论点，梁针锋相对地说“向民间找老师去”，“毋宁说向没有人的地方求仙去！”梁还在文章里批评了当时一些诗人对语言的运用不分美丑，把什么“电报”、“如侧”、“北京电灯公司”这些词句都用在诗里作为诗句，梁认为这简直就是糟蹋诗。他还列举了《河畔》一诗中的“一只母鸡被一只雄鸡强奸了”作为例子认为这样不仅“俗浅”，而且还“丑不堪言”。

          梁先生坚持自己作诗的理念，引来了许多人的口诛笔伐，但他自始自终不低头。但到后来周作人做了低调处理，虽然说他与梁先生的观点相距太远、难以沟通，但还是委婉地与梁先生诗坛纷争作了罢手。

          其实，梁先生提出的创作诗歌的理念是非常正确的。诗，本身是一种语言雕塑艺术。什么是雕塑？记得罗丹说过："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诗正是这样，它就是把话语中那些多余的成份去掉，通过提炼、加工使之语言优美、精炼化，变成有节奏、韵律的语言来反映生活、抒发人的情感，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品，而不是通俗平庸的的话语用文字来表现。另一个方面还主要表现在内容上的表达方式的精美，诗意的表达之妙，并不是一语道破，往往通过含蓄委婉的形式表达出来，给人一种思想无边的意境慢慢地品赏然后得出结果。明人钟惺《古诗归》上说的好：“《十九首》与乐府微异，工拙浅深之外，别有其妙。乐府能著奇想，著奥辞，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这虽是评论《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实际上是对整个古诗的概论，诗的妙处就是贵在“能使人惊”“能使人思”的一种奇妙的意境。如何创造这种意境，非语言精美\内容表达上的方式精美外不可达此境界。一句话，诗的文字是精美的，除此之外，则无所谓诗。因此周作人的“万物均可入诗”的说法不免对诗的要求有些太偏俗化了。也许那时的中国的文化正面临一场大改革，“五四运动”后，语言文学由古文提倡变成通俗的白话文，而诗歌也由打破古体诗的格局变成自由的白话诗。虽然如此，“诗须有形式，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致蔡斐君》）。可是作诗的人却没了形式，自由散漫非常，是周作人“万物均可入诗”的忠实实践者，什么样的话语都用上，有些看上去似诗非诗、似散文又不似散文，还有些盛致在语法上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这种语言雕塑艺术在那儿，是诗的进步还是退步，不得而知！我们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来说：这些自由散漫的白话诗，从一开始诞生到现在，也已是经历了数十年，数十年间不知出了多少诗人诗篇，有闻名的大诗人和一些未入沐浴冠带的无名黄口小诗人，我想算总账诗人和诗的数量不亚于“五四运动”以前的旧体诗的总和，然而在我影响中却没有一句妇孺皆知的诗句，更谈不上有什么名篇了，倒是那些古体诗中却流传了不少名诗名句，这就是诗的语言精美所产生的“能使人惊；……能使人思”（明·钟惺《古诗归》）效果。元人刘祁《归潜志》卷一三中说得好：“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所强调的都是说的诗的语言之精美。周作人本是一个很有威望文化名人，对诗的语言艺术的理解本是非常透彻的，非一般人所企及，他偏偏又挑起了这场纷争，是歪曲事实、而故意搬弄是非，是为追逐时尚、而故意颠倒黑白，真不知出意何在？！

          其次在《平明》刊物上的发刊词上表现了他的为人个性。抗战初期，梁实秋在重庆主编《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在发刊词中，梁阐明了自己办报的方针：“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本是一段极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文字，却在文坛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许多人特别是左翼作家纷纷撰文进行批判，指责梁是“用心是企图抵制和取消战抗文艺”，梁因此遭到长达几十的口诛笔伐!

          首先发难的是左翼作家罗荪，他在重庆《大公报》上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指出，当时社会的一切与抗战有关，梁实秋要人们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后来又撰文进一步说明：“我再肯定地说一遍，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后来左翼批评家巴人的檄文火药味更浓：“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梁实秋万没想到自己的一篇并无深意的短文引来如此猛烈的攻击，不禁又惊又怒，遂立即以罗文同题在《平明》副刊上著文反击，一再重申发刊词中与抗战无关的材料都欢迎的观点，后来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与此同时，众左翼作家们也都纷纷出手，旗帜鲜明地支持罗荪的观点，有人甚致把梁实秋诉为汉奸。梁实秋身不由已地卷入这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坛纷争，异常苦脑，他深知双方宿怨太深，争下去绝对争不出个是非曲直来，加之当时抗战是个非常敏感性的话题，纵然有理也没有申的地方，所以面对众人的攻击梁最后不再发一言，只一心一意做他的《平明》副刊的主编干他该干的工作。四个月后梁实秋辞去《平明》副刊主编一职，离职前他写了《梁实秋告辞》一文，算是他对任主编期间对自已这段工作的总结，也是对自己观点的再一度辩解：“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认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诬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其实这场纷争应不必产生，就梁的发刊词的那几句话，原本是几句非常平谈的观念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深意的地方。并且很鲜明地指出“与抗战的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这就已说明他所办的报并没有拒绝与抗战有关的资料，相反的“最为欢迎”，仅凭这一点就应已是没有说的了，可是人们还撰文攻击，岂不是无中生有？至于那些开口闭口就谈抗战有些甚致勉强的把抗战截搭上去的空洞“抗战八股”文章，梁是持反对态度。但这也是很对的。抗战虽是民心所向，是文艺上的主流，但并不是什么样的文章都要带上“抗战”的字样或意向，如果硬是要人牵扯上去，这不免强人所难！中国的文坛事业不就变了味了？难道天天谈抗战的人就是抗战的积极分子，不谈抗战的就不是抗战的积极分子，我看也未心尽然。记得早些年有位中央领导人发起红宝书运动，天天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紧跟在毛主席后面，就是这样的忠于毛主席的人物却第一个站出来反了毛主席;就当今社会而言，“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理论一时间自上而下天天学、天天写，可谓心领神会了，可是有些领导们不是去嫖宿少女、就是去痛打酒店女性服务员、还强行撤迁致使养猪户上千头猪压死等等惨案、贪赃枉法层出不穷，这天天学、天天写又反映的是什么？

          左翼作家们都是些激进分子，他们的思想要求都是极积向上的 ，但就梁的这个问题发起攻击，似乎也左得太离谱了一点。他们的文章出来都带有挑战性和批判性，甚致还不择手段进行人身攻击，这是太没道理的，与那些社会上的泼皮耍无赖\泼妇骂街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祖师爷鲁迅先生不是说过：“辱骂与恐吓绝非战斗!”然而他们违背祖训却偏偏用上了辱骂，看来他们的行径也有卑劣的地方。虽然梁先生在某些文章里说了些代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话，但这也是实话实说,只是所持的思想态度观念不同而已，某些观念与左翼文人们的思想观念大相径庭，这只能存在思想上的差异，是人的信仰不同，这种差异是允许存在的。社会上大众的思想千奇百态，是无法归一的，常言说的好：“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样心”。人与人思想有差异，撰文相互交流\相互勾通是可以的，不必为彼此思想的分歧而大动干戈甚致污辱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冯乃超说他是“资本家的走狗”就已是非常过分了，可是鲁迅先生也违背自己的训言还在此上大做文章，在走狗上还要加上“丧家”“乏”的字样，使辱骂性再一度升温\加剧,应该吗?这究竟是文人的笔战还是泼妇骂街?文人应有的器量和修养真不知在那儿!

        要说梁不是抗日积极分子那是不公正的，也是冤枉的，梁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文章里“抗战”二字使用的频率最高的，他在抗战伊始就力主抗战，被日本定为抗日分子，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梁实秋还曾孤身一人奔赴国难，并且身体力行，冒着生命危险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华北前线慰问抗战将士，这是那些天天喊、出口就是抗战的人所少有的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