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读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时，我总会想到这个人，他没有孔乙己的性格，却有孔乙己的命运……
这个人，住在我老家的隔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他从何处搬来，只知道有那么一天起，他时时会来我家院子里串门。在我的印象里，他大约三四十来岁，个子比较矮小，人很瘦，有一只眼睛已经瞎掉，头发永远乱糟糟，身上的衣服似乎总也洗不干净。村里人给他取了一个很贴切的诨名，大家都叫他“瞎子”。
我见过他很多次，却仍然没办法描述清楚他长的样子，因为我从未拿正眼认真地去看过这样一个人。对于他，那时的我，一直是很轻视和不屑的。每次看到他来，我都有一股无名的愤怒，仿佛是他打扰了我和母亲难得的独处。所以即便他来，我也常常是忽视性地假装没有看见他，我既不会亲切地叫人，更不会为他添茶倒水。我甚至会懒得起来给他让一把木椅，以至于可以让他觉得尴尬难堪，无处落座时好赶紧走人。但往往他看起来却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态度，他会从里屋随手拿一个小凳，坐在母亲附近，然后准备好与母亲拉家常的开始。而的确，母亲待他的态度和我是极不相同的，母亲对他总是很亲切与温和，无论母亲正在做什么，只要看到他来，母亲总会笑着招呼他进来坐。他也很喜欢与母亲攀谈，有时他来母亲不在，他会隔着门问我，而心情不是很好的我，可能只抬头远远看他一眼，便低头仍然做自己的事并不会给他任何的答复。而他也会在等了几秒钟的无回应后，默默地低着头，转身走开。
他住的地方在我老家右侧不远处的屋后，一个方方正正的白色铁皮屋，蓝色的铁皮屋顶，白色的铁皮墙，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远远地望过去，一片砖瓦楼房中孤零零地蹲着这么一座矮小的铁皮屋，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某个废弃的角落。
在离我家不远的山后，不知道是谁开辟了一个砖瓦厂，村里有劳力在里面做工。有的帮着拖砖的卡车上砖，有的帮着烧窑的窑里添砖，按天算钱，按月结账。而他主要为卡车上砖，这是他以此为生的工作。和中国的任何一个农村的角落没什么不同的是——麻将的流行。村里人爱打麻将，这是他们单调生活里唯一的娱乐方式，他们没有城市社区里到处铺就的健身器材，更没有城市社区里的活动中心。他们的群体活动就是打麻将，所以他们管打麻将叫作“上小砖”“码长城”。他们用每天挥汗如雨挣来的上砖钱来享受麻将桌上这短暂的“上小砖”的休闲时刻。砖很沉，轮廓很硬，最初上砖的人手会被磨起很多水泡，腰背会像被火烧一样火辣辣的酸痛；而上久了砖的人，手上都会有一道道厚厚的老茧。这样的苦头，我的父亲受不住，因为他是拿了二十多年粉笔头的文人教师，砖头和粉笔的重量比起来，实在不轻。
对于他们来说，也许上砖的过程是痛苦的，然而，他们在麻将桌上的神情却是专注、愉快而兴奋的。我常常能听到谁家说谁家三缺一，需要再找一个人开场这样的话，也常常能听到谁家说谁与谁在麻将桌上打起来了，并互相恶狠狠地发誓再不说话，第二天二人却在同一个麻将桌上若无其事的谈笑自如。同样地对于他来说，孤零零的他来说，麻将更是他寂寞空气里的一管清新剂，能让他立刻由颓然变得欣喜。尽管他唯一剩下的那只眼睛并不能保证他在牌场上的好运气。
我曾经因为好奇问过母亲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住在铁皮屋里呢？他没有其他地方住吗？母亲深叹一口气，回答我：“他是个很可怜的人，这么大岁数了，也无妻无子，孤苦一个人，能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钱住什么房子呢？他一个人住，总没有人跟他说说话，一个人闲得无聊也没人管他，所以他才来我们家打发打发时间，我要是有时间，都会陪他说说话的。”
后来，从村里人的笑谈中，我渐渐了解到，他曾经有过一个老婆。有时，村里人遇见他，会笑着问他：“你跑掉的老婆找回来没啊？她偷的东西要回来没有呢？”听到这样的问话，他总会愤愤地回答：“我要是找到她，非得把我的东西要回来不可！”而他们也总是很满意他这样愤愤然的反应，会跟着附和几句才算完了。听母亲说，这个老婆是经人介绍的，那段时间，他过得很幸福的样子，无论在哪里打麻将，他都会带上她，让她打，他只坐在旁边看。他把上砖挣来的钱交给她，给她买好看的衣服，漂亮的首饰。他好像有一个家了。然而，幸福也许来的太短暂，没过多久，就听说他的老婆跑掉了，带走了他给她买的所有金银首饰，然后彻底地销声匿迹了。
现在，我们家已经从老家搬到镇上好多年了，老家只会在有事时才会偶尔回去。有时回去时，我会站在远处，呆呆地看一会儿那个低矮默然的铁皮屋。它一如往常地单调、落寞的坐落在那里。
我见过他的时间很少了，我不知道在母亲搬走的那么多年里，是不是仍然会有一个身影出现在我家院门外徘徊着等待一场简单的家常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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