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年4月1日，高闻兄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刻，古城西安正是鲜花盛开杨柳摇曳的仲春时节。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窗外的天空灰黄黯淡，似乎有一场春雨即将到来。学生们已陆续离去，教学楼也结束了一天的喧嚣，我正在延宕的时候，海龙和建华先后给我打来电话，接着王惠莉也打来电话，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同一个消息：高闻走了。
接着呢，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如今冬天也已近尾声，又一个新的春天即将到来。不是说光阴似箭吗？不是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吗？春秋代序，斗转星移，日子一天天的流走了，“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如今我似乎已经出离了哀痛和悲伤，也不会“昨夜忽梦当年事，醒来双流泪阑干”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怀念却愈加的沉重和缠绵。“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孤寂的时候，重读他留下的诗文，往事一幕幕地重演，心绪自然是一片凄然和迷茫。
高闻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如今 ，再也见不到他了。四十年来，我们从秦岭山中一路走来，风风雨雨里携手前行，虽不能说是朝夕相伴，也算是肝胆两相知。现在，身旁再也不会有他的身影，不能不说这是沉重的。是不是余下的日子会更为寂寞了，不仅在月明星稀，或者是风雨夕晨？
往事不堪回首，往事又纷沓而至。“暗想当初，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我常常想，假如高闻如今还健在人世，我们是不是会在朗朗明月之下，或者潇潇雨声之中，从东龙山上的商洛学院一直说到西安古城；从十七八岁的少年一直说到历尽沧桑的今天。我想，那种深请地回味，定是人生一大幸事。但如今却是阴阳两隔，再不能却话巴山夜雨了。
前年春季的一天，高闻在微信朋友圈写了一句“他妈的，最近和医院干上了！”并随付了一张西安高新医院的照片。我看到后即给他打电话询问情况，他回复说，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血糖有点问题。我也就没有太在意，只是叮嘱他认真对待。他说，机器使用时间长了，零件也会老旧，何况咱们这部机器都用使用了五十多年，还能不出点麻哒？诚然如是，“别来无恙”不是让我们一直拿来问候朋友的吗？但我们又何曾“别来无恙”过？
到了夏天，他意外地用微信给我发了一个请柬。请柬里说自己身体出了点小毛病，病中尤为思念知己朋友，并想借机和朋友一起分享他的新书《如风吹过》。第二天，他又打来电话，说是要让我主持新书发布会，时间定在8月25日；同时把他的初步想法和邀请的嘉宾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按说我是不应拒绝的，但考虑到参加这次活动的来宾都是名流雅士，我深感自己人微言轻，担心撑不起场面而辜负于他，便想婉拒。但高文还是坚持要我主持并不容推辞，我就应诺了。
挂了电话，我的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电话里，高闻说话时气喘吁吁并夹杂着咳嗽，每一句似乎都有点困难。我问他身体是不是不大好，他回答说是有点小毛病；我又问是不是血糖的问题，他告诉我说，比血糖问题严重得多，并说等到8月25日聚会那天再告诉我。依他的禀赋，我知道自然有不告诉我的道理，我也便不好再问。
距离8月25日还有一小段时间，我的心里总是不踏实，继而又寻找着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自己的担心和忧虑是否有点多余？妻子也劝慰说，应该不会怎么样的。不是说好人一生平安吗?记得十多年前，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告诉我说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但后来不是依然病愈康健？也许真如他所说，是机器的某一个零件需要修理。那么，到8月25日就知道这个“小毛病”是什么零件出了问题。
八月里的的西安，正是吴牛喘月一般的的酷热，我去了陕南的安康小住。到了安康的第二天晚上，我正在汉江边纳凉散步，R给我妻子打来电话，告诉了高闻的病情，这时候我才知道他身患肺癌并已到晚期。
不祥的预感竟然成了残酷的现实，无论如何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我的心受到了重击。尽管我曾经做过最坏的猜想，但绝没有想到这个“小毛病”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它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如何，这都是晴天霹雳，不啻于噩耗。
第二天，我回到西安，电话联系他。他在电话里说：“老哥，兄弟这一次真是遇上大麻烦了，恐怕迈不过这个坎了。” 我握着手机不知怎么回答他，自言自语道: “咋弄成这了？咋会是这呢？”
那一刻我正走在大街上，心里憋得难受，冷汗涔涔的。后来，我站在街边的梧桐树下，茫然地看着街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尘世里的男男女女风尘仆仆匆匆忙忙，不知道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和高闻，现在都还在这尘世里彼此相望，但却无法预知他还能在尘世里停留多久，那一个令人心痛的离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不期而至。
后来，我说了什么呢？我又能说些什么？无非是别人曾无数次重复过的宽慰鼓励而已。我语无伦次词不达意，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不高明的骗子，在自欺也在欺人。高闻说：“不用担心，也不必悲伤，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吧，但我同样也不抱什么奢望。人的事情由人来决定，上天的事情就交给上天去安排吧。”
我不能等到8月25日。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见见他，借口当面商量新书发布会的事宜，他答应了，说等我快到时给他打电话，他去接我。
我和高闻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彼此都在这尘世中奔波忙碌，一半是为了生计，一半也说不清为了什么。他总是像候鸟一样冬天去了南方，夏天又去了更北的北方，偶尔想见他，回复总是说人在外地，倒是微信和博客成了我们神交的媒介。其实也是因为不相忘于江湖，也就无需日日相对。
第二天中午，一辆绿色的公交车载着我穿过酷热的街市，我的心窘迫不安，不知道是急于和他相见，还是害怕和他相见，我真的担心见到的再也不是玉树临风的那个人了。
车子最终还是把我带到了高新区。下了车我没有见到他，他打来电话说，走到小区大门口实在走不动了，让我到地铁口找他。我穿过一条绿化带，又穿过两条马路，远远地看见他正坐在路边的石墩上向我招手。
高闻是不堪的消瘦了，深红色的棒球帽下是一张黯淡的脸庞，我握着她的手，手心是冰凉的。正午的阳光毒辣刺眼，我们一时都沉默着。高闻走得很慢很吃力，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他说：“老天爷这回是对我下死手了。”我一时无语，只能一直握着他的手，末了还是说：“不要紧的，说不定就挺过去了……”
这是高文患病后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再一次见到他，是在8月25日的聚会上。
那天，高闻的气色似乎比我们上次见面时好了一些。他第一次郑重地向到会的朋友宣布了自己的病情；对大家多年来对他的关照表达了真挚的谢意；他竭力地想制造出宽松温馨的气氛，用心良苦的不想让大家为他而心情沮丧。然而，看着他虚弱的身体，听着他沙哑苍凉的声音，在座的每一个人，心情怎能不千钧一般的沉重，即便是强颜欢笑也不能够。
这样的，夏末的一天中午，王建华邀约高闻王惠莉夫妇和我们几位朋友小聚，地点在万达广场三楼。一个月不见，高闻的状况似乎更差了，但我们还能愉快地交谈，那天他还艰难地吃了一些菜肴，只是吞咽有些困难。我问他后边怎么治疗，他说是化疗不想再做了，没什么明显效果，人也受不了，再试试中医调理调理。“听天由命吧，能吃就吃好点，能走就出去玩玩。”他说。
到了秋天，天气一天天地变凉了，高闻在妻子的陪同下又去了北京找中医治疗；我也进入了开学的忙碌。陆游在《闻雁》一诗里写道：“霜高木叶空，月落天宇黑。唉唉断行雁，来日关塞北。江南稻粱少，念汝安得食？”城市里自然是看不到断行雁的，但依旧是风萧萧雨潇潇，落叶和黄花总是在渲染着苍凉和凄清。夜阑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露台上，透过绵绵的秋雨，眺望着万家灯火，不由地就挂念起远在北京的高闻。不知他此刻尚能饭否？满心希望着京城里的杏林高手妙手回春。他在给我的回复里说，正在住院治疗，效果不得而知。其实我们又能指望着什么更好的效果，只是希望生命的春天还能够得以再长久一点的延续。
高闻的病情每况愈下，这本是预料中的事情，尽管我们多么的不愿意。北京的治疗效果并不尽人意，到了秋末，他又回到了西安。有一段日子，我没有联系他，只是通过他的家人了解他的状况，但得到的消息总不是很乐观。有几次我拿起电话，但还是没有拨打的勇气。明明知道他的病情，我难道还能问最近好些了吗？问了，他又该做何回答？这是不是摧残人心的话题？那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剩下的只能是默默地为他祈祷了。毕竟在一个雨后的清晨，我还是给他拨打了电话，他的妻子王惠莉接了电话，她告诉我说，高闻正在医院治疗，情况不是很好，正在输液吸氧。
第二天早上，我在高新医院里见到了高闻。他躺在病榻上正在输液，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形容枯槁，已经是最后一幕的情景。尽管这情景我并非没有想到，但来得这样快这样剧烈，我的心还是禁不住一沉。
他让我扶他起来，靠着被子坐着，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的身边。他面色灰暗，艰难地喘气，我们都一时无语，两个人的眼眶里都盈着泪水。这样的过了一小会，他断断续续地说：“这样将就着真没意思，我何德何能害得亲人为我操心受累…..想早点了结吧，又弄不到足够的安眠药…..”我心里是一阵痛，想找出一句紧要的话来对他说，但那一刻却不知什么是紧要的了，末了只是说：“你真的不要多想……”他休息了一会，似乎又攒了一点力气，他说：“但愿能挺过这一次，过了这个年，再过一个生日，这样也算是我又多活了一岁……”停了一会，他又说道：“现在还哄着我妈，八十岁的人了，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他一直拉着我的手，分明有许多话要说，但却没有力气继续说下去。
我坐在他身边，看他闭着眼睛艰难地呼吸，心里是无限悲凉。时光已是腊月，窗外雾霾沉沉，我的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后来，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在走廊里遇见R，她对我说：“看这样子高闻恐怕是熬不过这个年了。”我说：“没办法呀，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没有。”
那天我从医院出来，又趱行在大街上的时候，人丛照样拥挤，街市依旧繁华。寒风凛凛的，卷起地上枯黄的梧桐树叶。我伫立在街边，茫然地抽着烟卷，一辆又一辆的公交车停下来又开走了，我一直漫无目的地前行。高闻离我越来越远了。
这是我在高闻生前最后一次见到他。再一次见到他，已经是在他的追悼会上，那时候，他正安详地躺在菊花丛中。
是谁说过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剧？那么，高闻兄弟的这一场戏现在是正式落幕了。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现在，高闻兄弟已经永远托体于九龙山上，永远和这个纷纷扰扰的尘世做了果断地了结。记得他刚走的时候，有朋友对我说：“我猜想你一定有话要说。”是的，我是有话要说，但我又能从何说起？我又能说些什么？“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如今我说给谁来听？“纵写得，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伤怀念远，一切都似乎太沉重了，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
人能盖棺定论吗？也许能，也许不能。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当初在悲伤和匆忙中为他草拟的悼词是多么的空洞和苍白；那短短千余字的悼文怎能概括他大开大合轰轰烈烈的一生？然而，即便不是如此，又有谁，又能用多少文字来为他做一个明白完全的总结？
古往今来，人们不是一直在追寻着生命的真谛吗？不是一直在拷问生命的意义吗？高闻在四月一日的那天下午，在唐都医院九楼的病房里，戴着呼吸机，举起椅子砸碎了窗玻璃，在天地之间谱写了一曲悲壮昂扬的旋律。那一刻，天空阴云密布，地上鲜花盛开。
一条汉子。
我渴求…..
我是大山深处刚刚解冻的清溪
我是跟着春天振翅的雁阵
大海和蓝天都是没有边垠
我向往无穷
我渴求雄心
把“谨慎”都给岩石或山雀
我是我自己
只有在追逐雄心的冒险
我才能体会到我不是
林莽间的雾霭，狂风中的烟
我是有生命的实
这是高闻写的一首诗，时间是1981年7月11日，那一年他十九岁。
“我是我自己！”
是的，他总是毫不妥协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这种坚守甚而至于近乎偏执；他总是坚韧顽强地走自己认定的路，那怕路上遍布荆棘坎坷；他总是用虔诚的心追寻着诗和远方，这种追寻几乎贯穿一生；他坦然地谛听着死神渐行渐近的脚步之声；他体面地活着，悲壮地死去，虔诚地保全着生命的尊严。
他在送给我的诗集《断续》的扉页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云峰兄：
咱们少年时有过共同的梦想，它超越了亲情。现在我把咱们的亲情呈现给你，它应该是咱们的精神结晶。你寂寞的时候读一读。
寂寞是常有的，尤其是怀念他的时候，那么，我就读他的诗吧。
初升的太阳照耀在东龙山上的那一座古塔，阳光温暖着古塔下的校园，一位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少年向我们走来。他戴着一副黑色边框眼镜，黧色的脸上写着抑郁和沉思。他一个人慢条斯理地走在商洛学院的大道上，阳光把他挺拔单薄的身影印在地上。
那一年，他十七岁。他那时不叫任高闻，叫任高文。
2020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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