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最是宽容难。王安石强调思想统一，主张“一道德，同风俗”，尤其是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将皇权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变法十六年间，“靡然变天下风俗”，仁宗朝朝堂上“异论相搅”宽容风气，君主体貌大臣、存恤“大体”的和气氛围，宰相大臣、侍从台谏敢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已崩解消散。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由此，才有苏轼的“乌台诗案”以及其黄州惠州詹州不断被南逐的政治流放。
晚年的司马光试图让宋朝政治风气重返仁宗时代。然而，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相公”却注定无法实现宽容，王安石和神宗为宽容政治开掘了坟穴，而司马光眼睁睁看着宽容政治被埋葬，他自己也挥锹铲土。这就是“司马相业”的宽容悖论。随着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高太后摄政，旧党台谏构建了“忠奸对立”，点燃复仇之火，清算新党时任宰相蔡确、章惇等王安石旧部。司马光身后，北宋政治派别利益占上风，是非暂时退场，理性给情感让路。士大夫群体出现“恶性分裂”，宋朝步入“危辱时代”。
本书作者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衰亡的故事，是北宋政治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正如像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的两个核心人物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难。如王安石，于梁启超，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完人；于林语堂，王安石为“小人”，被贬得一无是处。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我们还需要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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