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4日
为了完成这段记述，我思考了两天。
关于那场洪水的经历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见，却似乎并不能够像当年那样流淌于笔端。在洪水过后，我用稚拙的笔像记流水帐一般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约莫有两千多字。在记忆中，这是我小学时期写得最长的习作，足以让同学们咋舌。和此前一样，大姨爹替我认真修改了让我工整誊写，然后拿了去教导那些初中部的大孩子。事实上，没有人奢望一个小学四年级孩童笔下生花，倘若这篇习作被保存到今天，应该是一个九岁孩子目睹一场百年不遇大洪水的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是素面朝天的历史。
三十年后我无法寻觅到当年这篇习作，它随我的童年已经作古。我将以另一段文字作为这节的开头。
“1981年的七月中旬，四川境内暴雨如注，流经这个西南省份的大小江河水位暴涨，天府之国顿时变成一片汪洋，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地的合川在七月的一个早晨开始经受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的考验。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乘坐直升机心情沉重地巡视了这片在天灾中颤抖的土地。现在已经很难了解这位领导人当时的心态，但是震惊是难免的，熟谙中国历史的政治家们对水患的理解远比一般百姓深刻而凝重。孕育中华民族的大江大河在无私给予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祸，根深蒂固对天道的膜拜和对天谴的畏惧会使流言纷炽最终成为政治家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使他们造福于民和名垂青史交织在一起的万丈雄心随滔滔洪水灰飞烟灭。谁也不敢不在乎，考验就在眼前。
合川的父母官们还算不上是政治家，与其说是对水的敬畏毋宁说是对政治前途的担心使他们在惶惑不安中充当了救民于泽国的中流砥柱以确保地方的社会稳定。这场百年未遇的大水后来被归咎于气候的异常和上游植被的过度破坏，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在从前某个时期中找到历史原因——并非仅仅为了痛定思痛更像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地处三江下游的合川的官员们完全没有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反思洪水带来的沉重，他们在抱怨上游暴雨成灾之后只需要在“抗灾自救、重建家园”的口号下领导人民挥汗如雨就会使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在北京大规模的赈灾投入和各省市的援助下一座座新城市会很快诞生，对合川而言，可以说预想中的旧城改造提前开了一个好头，投资如此便宜，报酬如此丰厚，何乐而不为呢？
由于嘉陵江下游河道狭窄，大水在合川城停留了三天。十分幸运的是洪水肆虐后的县城除了一些老房子被摧枯拉朽般卷走外并无其他大宗财产损失，人员伤亡也微乎其微，得益于及时的水文预报人们撤退得很快，政府的领导作用得到很好体现。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感到侥幸，虽然这种侥幸在不同心态下有着各自不同的渊源。但这不会影响到劫后余生的人们庆幸之余迅速清理满街深达两米的淤泥的热情。
这是1981年夏天，在洪水过后，合川的建设拉开了序幕。
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在预料的赈灾款项到达之后，重建开始了。
与其说是百年未遇的大水把那些代表荒唐的印记冲刷殆尽不如说是人们在思想上的解放促成了这些遗迹的湮没，无论城南还是城北，政治标语减少了。毁坏的老房屋基上矗立起新的建筑物，一些道路在更改中悄然拓宽，文化、交通、市场等贴近生活的东西都在发生着某种人们所期待的变化，尽管缓慢但是沉实。”
这是我在2003年写下的《斯文扫地：合川师范2002》中的一段背景文字，在那场洪水退却二十多年后，或许这样的描述更显得冷静和理智。
让我的记忆在这段文字引导下重回廿九年前，一个充满惊惧与震撼的夏天。
盼望着的暑假来临了，我沿着不变的路径回到小镇，归心似箭，甚至无意流连城里的变化。离开了母亲和弟弟整整一学期，我渴望再见亲人的幸福。
母亲晚上继续和姑婆守着放映电视，可是生意清淡，来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小镇的人们更多的是去了茶旅社——我家附近一个旅馆，因为那里新近购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母亲通过放电视的收入明显减少，便四处做着小工。五月过后替人家收完桑葚，然后又到街道办的刺绣作坊做工。弟弟就只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上着幼儿园。放假回家的我自然也就承担了带弟弟的责任。弟弟已经五岁，哥俩开始有了些共同语言，可以一起玩着那个时候孩子们常玩的游戏，而我也可以顺便扮演强大的保护者角色。虽然生活很清苦，却充满快乐。偶尔能够享用到“彭凉粉”馆子里的哨子小面，卤心肺很便宜，八分钱一两，我和弟弟砸嘴砸舌可以吃大半天，特香。
街坊邻居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玩着各种那个年代孩子们特有的游戏。特别是在晚上，夜幕降临时，我们利用深深的小巷捉迷藏，体会在黑暗中躲藏和寻觅的刺激。孩子们下午通常都在江边玩水，光着身子在江边扑腾，或者从岸边大石头上往下跳，偶尔做出怪异的姿势。我只能和弟弟远远地看着，母亲是不允许我们去玩水的。我盼望着父亲能够回来，那样就可以和他一起去江边游泳了。可是，父亲来信说厂里任务重，这个夏天就不能回家了。短暂的遗憾过后，我也没觉得怎么不开心，这对我来说已经习惯，那时每年只能和父亲呆上十五天。
这些日子，门前的涪江水温和地流淌，水势虽比冬天大，有些浑浊，但却是和从前的夏天没有两样。直到七月十一日，一切都将随之改变。
1981年的七月十一日，温和的涪江水开始咆哮……
1981年七月，盆地暴雨几日，嘉陵江、涪江、渠江上游同时发大水。
对于住涪江岸边的小镇人来说，水涨水落早已习以为常了。每年夏天因为上游绵阳、射洪等地的降雨涪江总会发几次洪水，此前并没有人觉得那是灾难，甚至为因此有更多的鱼虾上市而欣喜。靠江的那排老屋的居民并不感到惊慌，毕竟最大的洪水也仅仅淹没岸边石梯，漫过联结新街与老街的小石桥而已。所以，当这场洪水到来时，人们镇定地站在岸边观望。这是七月十一日的清晨，人们没有理会广播里关于上游降雨量达到历史极值的警告，兀自谈笑风声站了岸上看水。
很快，小镇的人发现了危险的信号，不是来源于江面，而是小镇的干部们神色凝重，广播破天荒地一直播音，内容却成了水情预报，而镇上低洼处的几条街的居民接到了搬家的通知，一切都不同于往常。母亲同意我到丁阿姨家去看涨水，那里正对江面，她家有一个供休憩的小院，紧靠了一棵有些年月的黄桷树。我听到沉闷的涌浪声，看到江水一浪一个石阶，江边浊流裹挟的杂草藤蔓越来越多。临近中午，洪水已经到达丁家小院脚下，那些平时停靠在江畔的机驳船不断地变换缆绳位置，最后干脆拴在巨大的黄桷树干上，澎湃的江浪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我开始感到紧张。其实当年我并不知道，大人们更加紧张，因为他们也未曾看到过如此来势凶猛的洪水。以前那些抓了小偷游街的民兵出现在了江边，严肃地招呼看水的人们回家看好自己的财物，然后他们紧张地注视着江面，似乎在寻找什么。很快，让我毕生难忘的景象出现了，江心湍急的洪水中有人！而且不止一个，我看见三个黑点趴在一个大木架上——应该是屋顶，分明在动。两只机驳船解缆而去，在浪涛漩涡中挣扎拦截，岸边的人们发出惊呼，看着船和人顺流而下。直到今天，我都很纳闷，以当时的通信条件，民兵们是怎么知道江中有人的？又是谁有如此胆量下达救人的命令？毕竟，面对这样的汹涌的洪水，机驳船简直自身难保。一个多小时后，我在自家隔壁小镇唯一的旅馆透过围观人群缝隙瞅见到那三个被驳船救上来的“小黑点”，他们直哆嗦，身上爬满不知名的虫子。大家七嘴八舌问这问那，而他们只有惊魂未定的眼神来回答，最后竟嚎啕大哭起来，原来他们仨是一家七人中幸存下来的。镇上派干部看望了他们，人们议论着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关于上游洪水的只言片语，而那些言语开始传递出一种惊恐的情绪。
我感到恐惧，问母亲这水会涨到哪里，母亲自然也无法回答。我家所在的下新街在小镇上算地势最高的，低处几条街的人们把东西都搬到我们这条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家搬来，人们开始传播一些流言。晚间的时候，广播通知各家都惊醒些，官方的表态让大家感到事态严重，我也被母亲告诫乖乖地去睡觉。
当十二日的太阳升起时，我看见满街的桌椅箱柜还有泡菜坛什么的，我家的小巷也塞得满满的。母亲的劳动工具——那台大电视机也搬到家里了，这意味着洪水离我们越来越近。我跟着母亲朝王爷庙方向走，才发现昔日捆绑了小偷示众的镇革委空地已经成了湖泊。几只小木船在搬运东西。随了大人们去江边，再也看不到对岸。水势依然猛烈上涨，江面上顺流冲下来的杂物越来越多，有些牲畜尸体被卷到岸边石梯旁，大人们时不时指着江面尖声大叫，他们看到了人的浮尸。我不敢再看，回到家门前街沿，茫然地看着嘈杂的小街。弟弟傻乎乎地依偎在旁边，而作为居委会干部的母亲则出门去动员搬家了。
通讯应该是中断了，广播也停息了下来，传言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谁也不知道水会淹齐哪里。起初认为自己家比较高而宽慰的心情荡然无存。特别是当传言说后面小河也齐街平的时候，人们明白，一旦两头贯通，全部居民就得玩完。没有完整而权威的消息，在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得到镇上通知，除留下民兵和部分干部执勤外全体居民放弃财物，携带干粮撤离到小镇最高处——盐官坡，那里是一个粮站，有很多大仓库。粮站被紧急征用，成为居民临时安置点。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带了三十个皮蛋随大伙儿一起撤离。
记忆中，这是一个充满惊恐却又感到某种刺激的夜晚，我想，我必须花上一整节文字来描述廿九年前这个逃难的夜晚。因为，在黑暗中，在粮仓里，我睁着眼睛，竖着耳朵，从而听到大人们的谈话，看到大人们高尚与自私行为交织。多年后，我一直在想，在危难时刻，人性真的是透明的，一切都显露无遗。
傍晚的时候，小镇的人们开始撤离。我和弟弟跟着母亲，除了一包皮蛋什么也没带，心里除了恐惧也只剩下恐惧，因为，那一刻我并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我们进入到仓库里，本来很大的仓库因为太多的人而显得狭小，人声嘈杂空气浑浊，似乎大家的脾气都不怎么好。好不容易安顿下来，除了几个维持秩序站立着的民兵外，整个仓库里的人们席地而坐。要让大家安静下来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些从前市管会的话筒毫无当初的威力，只是增加了喧闹与嘈杂而已。供电早就停止，仓库里被告知不允许灯火。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除了嘈杂的人声和身边沉重的呼吸外什么也没有。隔上一阵子，从前市管会那些专门用来在逢场天追撵投机倒把分子的喇叭都会反复告诫相信党和政府会关心大家请大家不要惊慌之类的。喊话不但没有让大家安静，反而是更大的喧闹。
第一次出现全小镇的人聚集在一起，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景象——多年以后我这么想。如果不是洪水，恐怕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形。传言被放大了，缺乏来源的小道消息在聚集的人们无聊的情绪支配下发挥着自己恐吓自己的效果，水势的上涨超过了人们想象的空间，已经有人提及如果洪水继续上涨只有再次朝高处撤离，而那所谓的高处就是五十年代发掘出马门溪恐龙的鼓楼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那里，全体撤离将是很恐怖的事情。
在暗夜里，我能够听见争吵，仅仅为了谁的脚搁在了谁的身上，然后有老人的叹息说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吵闹的必要。我睁大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不时听见有走出仓库关心水情的人回来传达着水势如何凶猛，然后是又一阵喧闹。饿了，我开始吃皮蛋，也就自此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对皮蛋产生了无可逃避的厌倦，尽管松花蛋曾经是当地最值得称道的待客食品。弟弟睡熟了，他不知道危险，而我却在迷迷糊糊中听着大人们的交谈，那些被放大的担忧让我浑身痉挛，对死亡的恐惧紧紧攥住我的心却无法表达，我不敢放过任何信息，而那些消息都毫无来源。
在这个夜晚，最让我记忆并且感动的是，母亲把我和弟弟托付给跛脚邹姨的儿子。我清楚地听到母亲对他说，如果水继续上涨，她不想再走了，请他带了我和弟弟走。那一刻，我真正感到死亡在逼近，真切而无可逃避，但我没有做声，就听着。现在想来，在那个夜晚，或许很多大人都做过这样的决定。这让我在多年后有了挥弦才感受到把生的希望给孩子是多么自然 。跛脚邹姨的儿子在小镇人们眼中是个坏人，两年后的八三年严打风暴中，他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当时小镇人们甚至上书说不杀不足平民愤。事实上，他仅仅是偷盗与耍流氓，所谓耍流氓也仅仅是有时捏了女青年的脸蛋，这不应该成为判处重刑的罪行。但我想说的是，在那天晚上，我听到他向我母亲郑重承诺带我和弟弟离开，虽然后来没有到那一步，但这承诺永远值得我的尊敬与感激。
后半夜，我听到无数次骚动，因为有人说江里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乘机捡些浮财。事实上，在后来水退之后，的确有些人家忽然富裕了起来，然而，这只是隐约的推测。我很奇怪当时流言的来源，在通讯断绝的情况下怎么会有那些传言，因为那些传言几乎和远离小镇的其他地方的传言一样内容，其中说的某领导人的侄女抱了箱子漂浮在江里又被谁谁救下，还有说看到天空中出现蚊香一般的物事等等。我在多年后回忆起这些曾经传言并试图考证其来源，但都无法找到最后的答案，唯一能够解释的是这只是在群体恐慌下的一种心理效应。
当黑夜过去后，小镇人们惊喜地发现，水势平缓了下来，尽管从盐官坡望下去，小镇成了孤岛，但确实洪水的涨势停滞了。危险的过去让人们开始感觉腹中的饥饿。带足了食品的人家成为最幸福的，而三十个皮蛋对我与弟弟和母亲来说是最大的满足。母亲和其他大人一样试着离开仓库去瞧瞧家里的情况，随后传来的信息是，洪水和我家街沿刚好齐平，并没有进入到屋里，而且正在慢慢退却。
最大的危险终于过去了，很多面临的困难来不及考虑，人们陆续离开仓库，可很多人并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他们的家还浸泡在水中。
杂乱，是我那时最原始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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