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6月份的读书笔记
分税制改革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 ,这次改革建构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制度的框架。
通过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形成7 个大的税收类别：
- 流转税类，包括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和关税 。
- 所得税类 ,包括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 资源税类, 包括资源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
- 财产税类, 包括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遗产税。
- 特定目的税类, 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等。
- 行为税类, 包括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
- 农牧业税类, 包括农业税和牧业税 。
从上述的税种设置可以看出,对经济中生产经营和消费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流转税、所得税 、资源税 、农牧业税 ,其中以流转税 、所得税 、资源税的影响最大 。流转税主要通过对经济中商品价格的作用来影响经济中的各种生产和消费活动;所得税主要通过对要素收入的作用来影响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资源税本质上就是增加原材料使用成本, 从而影响生产规模 ,进而影响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李绍荣 耿莹，中国的税收结构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Vol5，2005）
税收原则
税收原则主要有三条：效率原则，公平原则和经济稳定增长原则。效率原则体现于充分且有弹性、中性与校正性。公平原则是从税收作为收入再分配手段与公共提供的筹资手段两个角度考虑。体现于平等竞争原则、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上。
税收与投资、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
经济增长可归因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反映要素使用效率变化的生产率的增长 , 即资本 、 劳动和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来源 。通过依次分析税收与投资、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 对资本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 但不影响劳动供给 , 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 。
- 对劳动征税降低了投资率 , 通过收入效应刺激了劳动供给, 对技术进步没有影响 。由于我国劳动供给过剩 , 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 , 因此对劳动征税的总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 。
- 对消费支出征税 , 提高了投资率水平, 不影响劳动供给, 同时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 最终效应是不阻碍经济增长, 甚至有弱的证据表明它可促进经济增长 。这主要是因为 , 在我国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 税收的替代效应, 即征税促使人们以闲暇替换劳动不明显 , 对消费征税没有降低劳动供给 , 因此对经济增长没有负作用 。（刘溶沧 马拴友，论税收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Vol1，2002）
哈伯格模型
哈伯格开创性地用一般均衡分析解释了企业所得税税负归宿问题。其认为美国的社会总资本， 而不仅是公司资本承担了绝大部分企业所得税税负。按照高收入者拥有大部分资本而低收入者提供大部分劳动的一般观点， 那么企业所得税便具有累进效应。
哈伯格模型以生产组织形式及企业所得税税收为标准， 将美国的国民行业划分为公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 企业所得税被视作提高了公司部门资本要素的使用成本。（宋春平， 刘可愉， 李 成，企业所得税超额负担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税务研究，No.1，2011）该模型具有以下假设条件：
- 技术。各部门的企业都使用资本和劳动来生产其产品。在同一部门中国生产规模收益不变。在不同部门，生产技术可能不同。一般来说，生产技术的不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本替代劳动的难易程度-替代弹性不同。二是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不同。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高的行业，被称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反之被称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 要素供给者行为。每个部门的资本净边际收益率必然相等，劳动净边际收益率必然相等。
- 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各生产要素得到的收益都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
- 要素总供给。资本和劳动的总量是固定的。
- 消费者偏好。所有消费者都有相同的偏好。
- 税负归宿分析框架。考察的是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
CGE模型
大部分有关税收的 CGE 模型是在哈伯格模型上发展起来的。CGE模型是一种能够数量化各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交叉和综合影响的重要工具，具有局部均衡分析不可比拟的优势对求解策略 ,主要有要素市场求解策略和产品市场求解策略。（周焯华等，CGE 模型的求解方法 、原理和存在问题，重庆大学学报，No.3，2002）
DSGE模型
Heideken和Graeve（2012）指出动态宏观经济系统中的财政政策问题可能被长期忽视 。而目前对这一 问题的 国际前沿研究集 中于 非传统财政政策、 非 传统货币 政策下的财政政策效应 、宏观审慎财政政策效应 、 财政摩擦等多个方面 ； 相对于货币政策研究 ， 目前对宏观财政政策 的研究仍是较为缺乏 的 。 特别是对于其中 的税收模式问题及其经济效应， 还没有形成统一 的结论 ， 还缺少深入的研究 。
从具体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财政理论研究来看，早期Barro（1990）在动态经济框架中讨论了内生的最优税收问题。此后国内外有关税收的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形式是累进性的形式。如Mattensini和Rossi（2012）以累进性的税收模式讨论了税收对于总产出和经济波动的权衡问题及其对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第二种形式是线性平滑税的形式，类似于经典的技术冲击形式。如王文甫（2010）基于线性平滑税的考虑研究了价格黏性、流动性约束下的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第三种形式是应对产出缺口或是债务的形式。以税收对“产出缺口“反应的线性关系作为”外生冲击源“。如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通过动态新凯恩斯注意DSGE模型讨论了财政规则（将税收作为内生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目前涉及 宏观财政DSGE模型的研究多集中于财政政策在不同经济情景下的产出效应 ，专题的税收模式选择研究较少 。目前对于税收问题的讨论 ， 许多研究都是将税收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 ， 将财政支出政策或是结构政策作为外生的冲击来源 ；并且许多财政 DSGE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情况建立税收反应模型。在方法论上，目前关于中国宏观财政 DSGE模型的研究多数是 在确定性参数下 的数值模拟，基于贝叶斯估计的DSGE模型相对不多 。 （朱军，中国宏观DSGE模型中的税收模式选择及其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Vol1，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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