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高原的春天，姑姑带着女儿驱车一小时从市区回到老屋踏青。她不是第一次回去了，具体是第几次我也记不清。她总是寻着机会就故地重游，重复拍摄者残破不堪的老屋。
记忆中的故乡还清晰，空间上的故乡已经没了人气。随着煤炭资源枯竭，国家下拨3个忆将几万户矿工人家搬迁至市区，为了避免有人赖着原地不走，停水断电，拆门破窗，时间记忆所仰赖的街头巷尾，轰而倒下，残瓦破屋，不成样子。姑姑从来不敢给奶奶看这些老屋的照片，怕老人家心头落泪。
每每看到姑姑拍的照片，我总想起旧时的人和岁月。时过境迁，记忆的残叶在风霜中摇摆。况且这当时的老屋，是正值壮年的亲人们肩扛手提，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我的爷爷，就是当地手艺最好的建筑工程师之一。他用双手亲手盖起自己引以为傲的砖瓦房，那可是一条街最亮眼的房子。
见他的最后一面，他躺在外屋的炕上，光头，清瘦，皮包着骨头，目不转睛的盯着空中某处，他在静默中与癌症做最后的抗争。他没有任何神情，眼神中找不到恐惧和失望。空屋躺着一具病体，空气里总会带有丝丝落寞。
院子里的樱桃树在移栽时没能存活，窗外仅有的一抹绿色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他只能凝视着无边际的空气了。这次见面后，我便远赴外地求学。尚未成年的我知道他病了，但从没想过这病意味着什么，更没想到那样一幕会深刻而永久的嵌入我的脑海中成为回忆，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
同样清晰的还有一些爷爷生活中的状态，而对于他的人生故事，我发现自己竟全不知情，甚至亲人们也不曾过多聊过他的事情，他太过权威，令妻子和孩子们望而生畏。除了与他的朋友们相聚时，他几乎沉默不语，永远板着脸。现在看来，也许严肃呆板的面孔是生活重压下的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感受，他有何理想，他是否喜欢自己的生活。他总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工服，带着蓝色工帽，不是要出门上班，就是回家修缮房屋。他工作时非常专注，轻易不讲话，大概人们也不想同他讲话，因为他脾气太大了，大多时候让人难以接近。
他也是60年饥荒时从河北老家远赴内蒙谋生存来的。所以他保留了热爱土地和种植的农民天性。在屋后有一块很大的土地，种植了各种蔬菜瓜果，还有少数的鲜花和一两棵果树。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蹲在地头抽烟，看着汩汩的水灌溉植物，他一蹲就是半小时或更久。所以，他也养成了蹲着吃饭的习惯，一碗饭，一会儿就下肚了，谈不上什么吃饭的兴趣。
偶尔，他会请朋友来家里做客，这对于五个子女的大家庭来说算是极其新鲜的事情了。经济困顿的日子里，人们可贵的友谊也很难靠便饭来维系。粮食还靠供应，他为了朋友的光顾却肯多花钱去买一个鱼罐头下酒。奶奶总暗地里骂他的“狐朋狗友”。每到这时候，我的碗里也会多上两块塞外高原难得一见的鱼肉，那种肉食的鲜味我现在还有印象。但爷爷不会多给，仅此两块，其余的他和朋友要用来慢慢下肚，伴着廉价的烟酒。人太多了，一个罐头，怎么能分的过来呢？
同样分不过来的还有新年的奶糖，有红色的凤凰的，黄色的双喜字的。吃完糖，糖纸也要留很久，用来嗅嗅味道，或者看看图案，回想它曾经的甜美吧。一次过春节，爷爷突发奇想提议大家一起吃顿火锅。姑姑乐坏了，为了这事儿，和奶奶一起准备了好几天。到了正经日子，谁曾想个个长大成家的儿子们带着孙辈儿把火锅围着里三层，外三层。一口够四人吃的小锅，供不应求。媳妇们后来都说，吃了几个小时的饭，结果越吃越饿，饥肠辘辘。这次失败的经历，同样让我的母亲念叨了好多年。每次吃火锅都会提起，就好像有些人一吃金针菇，就会说"see you tomorrow"的笑话一样。听来早就不新鲜了，但是画面感仍然分明。心慌慌的一群人围着热腾腾一口锅，眼睛和肚子都吃不饱。不知道爷爷最后是什么感想，但从那以后，我们一大家子再没一起吃过火锅。
爷爷对儿子们严厉，但对孙辈儿们，他有和蔼可亲的一面。我印象中他最温柔的一次是送我去公共澡堂洗澡。在每家每户需要自己筹钱请人盖房子的年代，爷爷的手艺有目共睹，经常会有人请他修房子，自然他认识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澡堂的看门人，这样一来，爷爷洗澡就不用花钱了。有一次，他送我去澡堂，享受他专属的免票待遇。一路上，我们没有讲话，他还是带着蓝色帽子，穿蓝色工衣。那是一条从山顶道山脚的小路，我们走的不急不慢，爷爷突然从兜里摸出一块牛奶糖，递到我手里，嘱咐我洗完澡可以吃。在一年见不到几块糖果的时代，这奶糖简直就是仙女下凡了。我顿时觉得爷爷很神奇，也很神气。
我十六岁，要去远方读书。爷爷买了五块鲜红的毛毯，每个儿子送了一块儿。我家的这块，他嘱咐妈妈给我带上。没想到一年以后，他得了肾上腺癌，不久离世。那块红色的毛毯成了他留给我的遗物，温暖了我在远方的四年岁月。
又过了十年，我二十七岁，买了一台录像机回家拍摄奶奶。她突然告诉我说，我的爷爷另有其人，这位我一直喊着的爷爷不是我的亲生爷爷。一个尘封的家族故事，在奶奶的诉说中缓缓呈现在我面前，如此陌生，震惊，又如此自然，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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