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高老师

我认识两个高老师。

    十五年前一个，十五年后一个。

    十五年前我在县城上小学，高老师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时间太久，容貌已经不大记得，只记得她留着剪发头，个子不高，穿着朴素。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她的儿子在上大学，想来现在也已经退休多年了。高老师为人和善，也不过多体罚学生。至于上课水平如何，听她教诲的时候我不过七八岁，实在没什么鉴赏水平。就算有，也早都模糊了。

    那时候寒暑假都要发一本寒暑假作业，高老师另外布置了课本上的习题让我们做。然而我妈觉得课本上的题我都已经做过没什么难度，硬要在书店买一本练习册，置高老师命令于不顾，让我做练习册。一方面迫于我妈威严，一方面小时候老师在我心中是神明般的存在，整个暑假我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到了开学前一天晚上，我一直都在想着我竟然没有做高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这个后果和我偷拿家里的钱出去买零食没什么两样。第二天一早，我死活不肯去学校，哭着跟我妈说都怪你，高老师肯定不让我入学。最后我妈说，那你别去了，我去给你们高老师说。她走后，我在家坐立难安，度日如年，可怜兮兮的站在大院门口，等待着我妈带来 最后的判决。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我对老师的尊重和惧怕，简直到了一定境界。

    最后什么事都没发生，第二天我就去上学了。因为我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她教语文，高老师教数学。

    我妈年轻的时候课讲得特别好，在我们县城赫赫有名，拿过无数荣誉。到省城去讲课，那些大学校的老师都赞叹她是“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我妈在我们这个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现在很多人都在北上广学习生活。鉴于她是班主任，我在我们班的地位之高，无人能出我之左右。再者我小时候学习努力认真，考试从来没出过前三，更使我在班里举足轻重。想当年我兼任班长，学习委员，少先大队大队长，语文课代表，风头一时无两。三年级我写了一篇文章，入选了我们学校编撰的作文集，印成了铅字。我一生政治和文学的顶峰，竟然是在七八岁，此后十多年一无所获，说来也真是惭愧。

    我自幼瘦弱矮小，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我在我们班男生中的老大地位。不论是和外班男生比赛，还是和本班女生混战，我说一，很少有人说二。就算说了，被大家一孤立，马上倒戈向我。小时候没人一起玩，那简直是要了命的事情。但我一直是个性子很平和的人，绝不欺压弱小，也不颐指气使。所以虽然我老是欺负我们班的女生，但是没有人讨厌我，大家也都是一派和气。当时我们班有70多人，70多人的作业本加起来，足足半人多高。我每天至少一次从教室抱到办公室，总能在楼梯上看到一大摞长了腿的本子在摇摇晃晃地走。如今长不高，这可恶的作业本难逃其咎。

    最让我感到我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的是在三年级。我们开设有音乐课，上课的是一位很有音乐才华的男老师，但是酗酒，严厉的如同天神下凡。他的络腮胡子完全遮住了脸颊，这是我对于搞艺术的人都与众不同的最初认识。在校园里见到我时，他还总是拿胡子扎我，到了课堂上，纯粹就是翻脸不认人的杰出代表。小县城没什么拿的出手的乐器，唯有口琴，便宜又轻巧，音乐老师就教我们吹口琴。到现在想起那个沾满口水的小玩意儿尚觉胆寒。小时候女生心灵手巧，爱好音乐美术，我们这些半大的土匪，恨不能每天都在操场追逐打闹，谁懂什么诗情画意。开始时候和男生同桌，大家一起吹，两个人从左边吹到右边，或者装模作样不出声，彼此相视一笑，尽是默契。后来调整了座位，我和一个女生坐。到了音乐课，照例装模作样，嘴巴乱点不出声音。吹着吹着发现情况不对，一转头妹子盯着我看。

    “你怎么不吹啊？”

    我心想坏了，露馅了。但是绝不能承认。

    “我在吹啊，只是声音小了点而已。”

    她将信将疑，继续吹自己的。我知道要发出点声音来了。

    过了一阵子，妹子已经被我带的完全吹不下去了。她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你不会吹啊！”

    她是我们班音乐很好的学生，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的名字。没办法，我只好红着脸承认，并央求她不要告诉别人。

    用不着她告诉别人，这节课结束后，老师可能觉得我们合起来吹已经小有所成，下节课该是一个一个上去吹的时候了。

    什么叫滥竽充数，我和我们班全体男生用十几竹板手都被打肿的切肤之痛完美诠释。并且音乐老师多赏了我好几板子，理由是：

    “你妈妈琴弹得那么好，你连个口琴都不会吹。”

    我妈太优秀，我压力太大。

    当时有舞蹈队，正是音乐老师领队，要每个班都有男生参加。老师太严厉，我们班的男生没一个人去。没办法，我妈只好指派我。结果我一去，我们班三分之二的男生一拥都走了，剩下的是被音乐老师吓得晚上睡觉都要做噩梦的。音乐老师一看这么多人大喜过望，兴高采烈的带着我们参观舞蹈队的日常生活。先是压腿，几个前几天来的同学被其他人在后面按着，腿搭在高低杠上鬼哭狼嚎，跟上刑没什么区别。去看第二个项目的路上，我感觉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忽然冷清了很多。

    第二个项目是拉筋。

    第三个是劈叉。

    第四个倒立。

    一圈下来，我是因为我妈要求过，不想来也得来的，还有几个和我关系特别好的跟在我后面，其他人不知所踪。

    我隐隐觉得我的好日子到头了。果然，接下来的几周，都活在地狱中。

    有一天高低杠被占满了，音乐老师领我们去打倒立。其实我们平时玩的时候也能倒立，但毕竟是野路子。老师扶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倒立在墙根下面，还不让我们休息，就在旁边监督。过了没几分钟，我双臂酸痛头昏脑涨，眼看着是撑不住了，却不敢私自停止。这时候突然听到了啜泣声，我艰难地转头一看，我身边那个从小就特别胖的小子，体力不支，胳膊无法支撑身体，早就弯了，现在两个手掌加硕大的脑袋都杵在冰冷坚硬的石板上，双手是为了保持平衡，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脑袋顶上，大概是又累又疼又委屈，哭了出来。我再也憋不住，一笑泄了气，也倒在地上。音乐老师早就注意到了，忍着笑扶他下来。过了这几天，他估计也看出我们不是什么搞艺术的料，挥挥手，让我们都走。我们如逢大赦，逃命似的去了，那之后没有参加过任何艺术队。

    三年级有一次期中考试，数学卷子有附加题，比前面难度高一些。我很快做到了附加题，但是附加题竟然比前面的题还简单，三两笔就算出来了。我一时间不知所措。既然它是附加题，就要比前面难，这种思维根深蒂固。我把这道题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越看越觉得它深不可测，心慌不已，连前面的都顾不得检查。交卷子的时候，我还是没敢写这道题，空着交了上去。高老师每次阅卷都把我的卷子拿出来当做模板，结果那次错了个一塌糊涂，高老师越看越心惊，到后面一看附加题也没做，刚一下课就把我揪到办公室，还把我妈也叫来，问我怎么考的。我妈一看到那道附加题也吃了一惊，问我难道连这道题也不会？我支支吾吾说它是附加题，不会这么简单的。我妈当场就给了我一巴掌。中午放学，扯着我家也没回，要把我交给我爸让他收拾我。我爸当时在乡下当主任，我妈把我捉拿下去的时候他刚好下班。我等着挨一顿男女混合双打，但是我爸笑嘻嘻地领我们去了一家餐馆，点了大块的红烧肉让我吃，吃完就把我们娘俩送回城里，下午去上课。这顿红烧肉吃的我心头大暖，至今红烧肉仍然是最爱。

    到了四年级，我们换了数学老师，高老师年岁已大，分她去教一年级。再后来我转了班，搬了家，初中，高中，大学，再也没有见过她。

    十五年后，我遇到另一位高老师。

    她在四川省雅安市某个镇上的小学里教书，现在已经退休。退休后日子清闲，听说我们学校农场有活干，就来帮我们收豆子。高老师也是个矮矮的女人，剪发头，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绿色发黄的胶鞋。她的到来大大缓解了我和其他收豆子阿姨沟通上的障碍，她是其中唯一一个能说普通话的阿姨，每次看我们双目迷茫的时候，就把其他阿姨说的雅安话用普通话给我们转述。

    同窗负责写标牌，我负责挂到每行豆子的开头一株，高老师负责捋掉豆子叶。很多时候我们领先其他阿姨一步，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片地里。高老师和我聊天，她问我生在何处，问我北方的风土人情。我听她讲雅安的地形相貌，名胜古迹。她新来，有些尚绿的豆子该不该捋叶子总是问我。我也只是个新手，很多时候两个人互相推诿，我会反问她您觉得该不该，说来说去，还是得另外有经验的阿姨断决。

    豆子实在太多，收了好久都没有完，每周我们都要从成都到雅安，住在一栋川农最老的宿舍楼里，临时的床铺，布满蜘蛛网的房间，脏兮兮的厕所。上次来遇到一位从本科到博士都在这里的师兄，告诉我们这栋楼里曾经有人上吊，他本科的时候甚至遇到过一些说不通的事情。听得我心头一紧，晚上不敢独自走到楼道里去。幸亏上次我一个人来住了三天的时候没有遇到这位师兄，不然我根本不敢住。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或步行或骑车，遥遥跨越三个校区去农场。阿姨干多久，我们就在地里呆多久写牌子，收豆子，捆豆子，运豆子，整个人差点都成了豆子。中午路途遥远，回不来宿舍，吃完饭在实验室拼两张凳子睡半个小时，睡的人哈喇子流一胸口。实验室里的装饰复古，八十年代的风格，木桌子木凳子木架子，早都没有人来做实验了。下午回去的时候总是过了六点，灰头土脸，鞋子上裤子上全是泥。实验室里几辆不知哪一届师兄买的车子，脏的和出土文物一样，我们拿出去修了修，勉强代步，穿行在校园里，旁边走的都是些光鲜靓丽的自行车，骑车的也都是漂亮的妹子帅气的小伙。一整天劳作简直累成了狗，落魄的和乞丐全无两样。东倒西歪还哪里顾得上形象。

    回来的路上时有书摊，靠运气就能碰到。碰到了非要去看看，一看百来块钱又没了。买的又都是些闲书，大冰的书，毕淑敏的书。先是盗墓笔记，后是鬼吹灯，害我连着几天不敢去打热水，怕一只大粽子袭击我。世间哪有什么鬼怪，我这样正直的人，有也不找我。

    上一周，中午的太阳晒的人想吐，为了抓紧时间，就只吃个饭。我们走遍了所有的饭店，凑巧都满了。最后一家，遇到了干活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看我俩进来，热情的招呼我们一起吃。两位叔叔口音实在太重，完全听不懂，只能傻笑。高老师频频充当免费翻译，其他的几位阿姨只要是新上的菜都往我们这里堆，吃的我特别不好意思。饭后又坚决不收我们的钱，我们只能买了水，一一送到手中，聊表敬意。

    走的时候，我特意和高老师和各位阿姨告别，谢谢她们帮我收豆子。

    在种地方面，他们各个都是我的老师。

    后来，我可能会遇到很多个高老师。很过个高老师，组成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