幡然醒悟

宽容最是感人，平衡有术方留名

第二十一节

幡然醒悟

利益是驱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凡是勇于任事之人，必有其欲望和利益目标。作为拱卫晚清将群大刷的三位杰出重臣，他们的利益驱动来自于功名利禄，而支持他们获取利益的，是手中掌握的重兵。兵力调动、粮饷筹集，牵扯到各方权力，曾、左、李在平衡利、权方面，各有特色。

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率部镇压回民起义并准备西征。此次出征，对左宗棠来说，意义非比寻常。自率军出征以来，屡建战功，但都是在曾国藩的统领之下。天下人都以曾公为瞻，堂堂左季高(左宗棠字季高)只不过是曾中堂之下一支武装力量而已。平苗乱剿捻军追回匪，再收复新疆，才是渴望建立不朽功名的左宗棠一生的最大理想。

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西征胜利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此次筹饷是取胜的关键所在：“仰给各省协款，如婴孩性命寄于乳媪，乳之则生，断哺则绝也。”左宗棠重视筹饷更甚于募兵。左宗棠与人相处，多耿介直接，关系甚好的较少，他曾经概括西征饷源的落实情况：“各该省历年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唯有依靠江浙，才较有把握。

偏偏在这时，左宗棠得知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不由得心生寒意，向天感叹：“我既与曾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扼我饷源，败我功也。”左宗棠与曾国藩自太平天国“幼主”逃出“天京”心生嫌隙，自今未通书信，近乎断交。值此企图大功之时，万一“老对手”曾国藩掣肘，左宗棠极有可能功败垂成。

湖湘佐幕，左、曾虽然地位悬殊、职级有别，但左宗棠对曾国藩创建湘勇给予大力支持，在军事上也是颇多点拨；曾国藩在左宗棠遭遇樊燮案，施以援手，在咸丰帝谕令调查左宗棠行为处事时，极力褒扬。但是，在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后不久，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就有曾国藩“才略太欠”、“恐终非勘乱之人”之语，几乎认定曾国藩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自己暗下决心独树一帜，“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及至天京城破，左曾再度不和。左宗棠与江西巡抚沈葆桢结为同盟，左曾矛盾骤然再起。左宗棠对曾国藩“大骂”“狂垢”，曾国藩不但自己保持缄默，还嘱咐身边亲友不要掺和，左曾不同态度已经是天下共知。

左宗棠的担心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曾国藩供应左宗棠的军饷源源不断输送过来，并且将手下最为倚重的部下刘松山调拔给左宗棠使用。左宗棠是外向型性格，刚健狂傲，“喜自负，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刚厉介之操，自号曰‘忠介先生’”；曾国藩刚好相反，性格内向，坚韧沉缓，常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挂在嘴边。左曾交往日久，嫌隙愈深，其间对错，一言难尽。左宗棠有感曾国藩不计前嫌，鼎力相助，在给皇上奏折中，由衷地说：“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如此肺腑之言，毫无做作。

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赞佩有加，从湖湘初识的感叹“弟之调度，远不如兄，无所庸其谦也”，到提携之初的“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再到西征助力时的“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对左宗棠一直保持尊重甚至佩服，并且极力维护推崇。

曾左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他们立场不同、性格差别、思想有异造成。曾国藩的胸怀格局、谋虑筹划、实际行动，与左宗棠互有不同，但曾国藩始终像一位忠厚长者一样爱护提携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