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飞渡》1939
在好莱坞三四十年代，暴力犯罪电影一度受到宗教人士等保守卫道士的严厉批评。在美国的许多州，一些涉及暴力题材的电影都曾遭到禁映。甚至在芝加哥，如此开放的大城市，依然会被政府严厉审查。30年代初，当时一位名叫安东尼·赛尔麦克的芝加哥市长威胁好莱坞的电影人，如果他们继续把芝加哥作为强盗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背景，他就要下令禁止放映任何涉及犯罪题材的电影。
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的市长，不去剿灭所在城市的黑帮，让普通善良的市民安居乐业，不解除随处可见黑社会的威胁，反倒将揭露看似光彩夺目城市之下，实则隐藏无数黑暗的电影人辛苦拍摄的影片禁映，除了证明自己执政的无能和愚蠢，再没有更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这些掩耳盗铃的政客了。
卫道士们认为，电影制片公司为了获得商业利益，故意将犯罪分子吹捧为英雄，在电影里美化作恶多端的歹徒，引得青少年从心底泛起强烈的犯罪欲望，这不仅不道德而且是在“犯罪”，但是蜂拥进入电影院的观众听到这些说教，并不买账。这些人打着“保护青年人”的幌子，开始要求政府出面支持他们的观点，用政府强制力的体现——电检法，来惩罚电影人。即使当时的电影人将那些作恶的坏人在影片的结尾设置为横死街头，以显示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完美”结局，依旧无法抵挡美国一干退伍老兵、宗教团体、“正人君子”们的打压。
“自由派”自然也组织起来，开始与卫道士们进行辩论，以厘清暴力犯罪电影是否会对青少年引向歧途。尽管“自由派”在辩论过程中大获全胜，得到众多听众的支持，可是并未对政府对于电影进行审查有实质影响。政府还是利用高尚的理由，把干涉的手伸入电影当中。
不过，政府对于暴力电影的审查，表现得并不一致。对于涉及暴力犯罪的电影，尤其是强盗片，严格进行审查，但是对于西部片，则表现得非常宽容。上映于1939年的《关山飞渡》，是约翰·福特导演，约翰·韦恩主演的一部非常著名的西部电影。这部电影中，枪战、厮杀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飞奔的马车上与围攻的印第安人的枪战，直到现在来看，依然非常震撼，但是这些暴力镜头，在当时并不特别受到保守人士的“关注”，而政府的审查显然也颇能接受。
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审查待遇？因为，《关山飞渡》代表着美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种特质——强烈的开疆拓土、具有冒险精神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思想。约翰·韦恩作为美国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党演员，一辈子演绎了无数形象，大多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英雄，他目空一切，自信无比，认为自己代表着世界上最优秀民族最优异的品质，视天地万物一切众生皆是自己拯救的对象。他把美国文化中骄傲的那一面展示得无以复加。反观好莱坞拍摄的那些黑帮题材的“阴暗”影片，则将那些虚伪的面具摘下来，击得粉碎。观众在看电影的过程中，自然就明白，这是个世界上并非都是头戴牛仔帽，腰中挂着转轮手枪，解救万民于水火，或者跨上骏马，驰骋在浩瀚无垠的西部大草原上的英豪。
保守派受不了那些正视自己丑恶的电影人，他们的头脑依旧存在于白人“西进”的历史之中，依旧沉浸于屠杀印第安人的伟大事迹当中。只是，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但，他们不管，也不顾。当20世纪50年代，《罗马假日》的编剧特朗勃在一场酒会遇到约翰·韦恩时，约翰·韦恩当着一帮电影人，公开斥责特朗勃的反对麦卡锡主义在好莱坞肆意滥为的所作所为“出卖了国家利益”时，约翰·韦恩所代表的保守派，此时彻底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这个面目，就是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在好莱坞里寻找被“红色思潮”“毒害”的演职人员，然后，打击反对麦卡锡主义的编剧、演员，使其统统失去工作。
这个面目所代表的时代，其实也是30年代联邦政府用“电检法”插手他们所不喜欢的暴力犯罪电影的时代，就是芝加哥市长公开用威胁方式禁止电影上映的时代。只不过，约翰·韦恩所处的时代与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曾经那个处处审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人能够左右普通人爱看什么了，约翰·韦恩所代表的思潮只是回光返照，看似占了上风，虽然也使得特朗勃入狱一年，甚至出狱也难以在自己编剧的电影中公开署名，但是改变已经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十几年后，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政府审查已经形同虚设，政治大帽子再也无法扣在电影人的头上了，毕竟，观众早已能够分辨，屠杀印第安人的暴力电影比起芝加哥黑帮恶斗的影片，并未显得更加道德，甚至可能更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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