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个人是社会整体的一个单位，其意义只有在回到其与其他单元的连接中（即其社会关系）时才有意义。这也许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认为人是产生或引起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故而由是导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我一度抗拒这个结论，也质疑这个结论是否忽略了人的个体性，即人自身在抛除其社会关系后所能表现的一系列的或者种种的特征特质。但我无法质疑的是人是由于其社会关系而产生的，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基本的观点是这样的，在物质层面，人的出生是由于其血缘关系，而在出生以后由于其亲缘关系得以生存，在生存与成长的过程中又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最终在其社会关系中获取种种包括但不限于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社会资源以继续自身的生存进而生活（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没有谁通过直接从自然界获取资料后不建立任意社会关系就能长期持续的保证自身存活），而长期的从社会获取资源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某种劳动向其他社会个体提供某种社会资源，获得一般等价物，再用一般等价物换取其他社会资源。而在精神层面，人所有的认识不过是社会思潮片段的集合与深化。换句话说，人的基本认识是基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其他社会个体的认识而形成的（或者说是由其他社会个体灌输而形成的），在这一基础上，人关于其它个体向其的灌输的认识与其他个体达成共识（即他同意了或者说接受了他所接收到的认识），进而在这一基础上可能性地有了一些创造，进而发展深化了自身的认识。而其基于种种缘由，通过种种方式向其他社会个体表露其认识时，即将自己的认识存储在了社会思潮中（尽管这种存储并不一定是有效的），等待其他个体提取，使成为其他个体自身的认识。
然而问题来了，人由于其社会关系而存在，但却常常又为其社会关系所累。卢梭说“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却往往为其它一切所奴役”，。这里的其他一切往往被解读成客观实在的物质或者金钱，而更一般的解读是社会资源。既然如前文所述，社会资源的获得方式是在人在其社会关系中通过某种方式进行的换取，那么，卢梭的这句话就可以一般的置换为“人往往为其社会关系所奴役”。客观的现实是我们认为人生而平等，然而在种种的客观现实中，人在其社会关系中总是存在“主次”的位置关系，这是基于实践的目的与方式而决定的。尽管人们对于自身具体的实践对象占据一定的主动地位，但是在社会组织的过程中，人必将在某些社会关系中处于从动的位置，即其必须配合其他社会单元才能完成某种实践目的。这种配合当然可以是主动的，但实际上由于信息交流的迟滞性等原因，往往表现为从动的。
这样看来似乎，只有占据主动权，最次也要在社会关系中占据话语权才能保证自身不会为其社会关系所累。在具体的组织实践中，提供社会资源的人，决定资源分配的人拥有主动权，而保障实践目的能得以完成的人掌握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能起到的作用程度完全取决于组织关于完成目的决心是否坚决。而组织关于完成目的的决心是否坚决又取决于目的是出发于何处而最终表现或者归结为“形”与“势”的问题或者说内容。
而形与势，是复杂的湍流，依据经验，依据知识，去判断。知识和经验都具有其局限性，这不代表知识与经验是无用的，只是在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去判定何种事物是新的，是符合发展的规律的，坦率地面对，灵活地处理，也要坚定地走下去。即勇气智慧和坚强，在这基础之上，再加一点点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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