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家庭在中国非常常见，最大的那个孩子必须承担起照顾一家人生活的责任，这并不是TA可以选择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使命一般。而一个脆弱的母亲，一个暴躁的父亲通常是这样家庭的标配。在乡下，如果父亲还算是个人，可能还会去种种地，逗逗孩子，如果不幸遇到了五毒俱全的父亲，那么孩子们将会常常处于恐惧和饥饿之中。关于这样的案例，该如何拯救这样不幸的长子/女，外国的心理学家已经有一套完备的方案，很显然，他们认为在这样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极其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很多人需要长期治疗。我暂时不在这里讨论如何治疗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中国同样有非常多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孩子，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很容易患上神经症呢？
卡伦·霍尼在她的《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提到“如果文明保持稳定，坚守传统，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但即使是这样，冲突也并没有消失……如果文明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此阶段中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并存，那么，个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而难以决定了。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依附于某个集体，也可以独自隐居；可以对成功表示崇拜，也可以对之表示蔑视……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选择。”现在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此之快，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社会矛盾如此突出，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别人几百年的路，这种情况甚至可能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人们内心的冲突一定会极其剧烈，急需治疗的神经症患者早就应该塞满医院。但是没有，至少我没听说过这种情况发生。我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经历着疾风骤雨般的内心冲突，而痛苦焦虑不安时时刻刻折磨着大量的人们，以至于这种心态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大家并不认为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妥，和旁人有什么不同，所以当然不能被称为“神经症患者”。“我们说一个人是神经病人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
既然我们了解了文化和神经症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最开始的问题了。拥有不负责任甚至虐待子女的双亲，那位需要照料全家人的长子/女是不是更容易患神经症呢？“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关于这个问题，我先想到的是，在以前的农村，肯定有大量的家庭是这种模式，而大部分人一生都无法离开自己出生的村子，那么目之所及，所有的人都这样过日子，内心的冲突肯定会少很多。现在则完全不同，去千里之遥的大城市打工是家常便饭，更不要说有了互联网这种东西，你甚至能看到美国总统在线骂人，这样的世界，不引起巨大的心理冲突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村子，它从来就没改变过，村民也不会离开村子到别处去，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人们以祖祖辈辈的传统为社会准则，这样的地方，是不是没有什么会引起人们的心理冲突？其实这同样也是在问，那些我们觉得人类与生俱来就该承担的责任，就该拥有的权利和义务，那些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高尚或卑劣的想法，甚至包括道德本身，是不是都是出生之后被规训的，被硬塞进脑袋里的？但是由于显然现代社会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世外桃源，人们会到处去找工作，必然会见识到别样的生活，看到了和自己所在的村子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则和道德准则，那就必然会对脑袋里的那些“自古以来”的教条产生质疑，而思考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
我的结论是，在一个封闭的村子里，如果所有的家庭都是类似的，长子/女要承担照顾全家的责任，并且村里的人们纷纷夸赞他们有责任心有能力，那么，只要不让他们出村，他们虽然会很累，但是几乎不可能患神经症，他们不知道生活还有别的选择，内心又怎么会有摆脱不掉的冲突呢？可是一旦他们见识到生活别的可能性，内心几乎是一定会崩溃的。而且这种冲突几乎和年龄无关，只要不断接触新知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常常会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之中，甚至打击更大更沉重。我假期回到老家的村子拜访长辈们，有的人外出打工，有的人则一直在村子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在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持有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是对的，你非要那么说也没错”，甚至我用非常激进的观点去试探他们的时候，大家都会略一沉思，表示“那也是有可能的吧”。让我感到非常惊喜的是，在交谈中，很多年纪不小的长子/女表达了自己对不负责任的父母的愤怒，意识到他们造成了自己的痛苦，甚至有一部分开始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生活本身就在不断教育我们，一切都在变化，我们再也不能像在学校里那样直接得到标准答案。我们也必须正视自己内心的冲突，必须意识到，之前持有的那些“绝对真理”根本不存在，任何观念都有被完全颠覆的可能性，我们只能去拥抱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世界。
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意识到自我内心的冲突正是改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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