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中国的政治事件是层不出不穷，大到举国上下，倾国倾城的事。如打倒刘少奇；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周恩来的去世；华国锋立国；打倒四人帮等等不一而足。小到一个单位，鸡零狗碎的一件小事就可能挂到政治的钩子上去。如当年有一个年轻人，因为把毛主席万岁错写在了猪食槽上，结果就在当地载入了政治事件的分类册里，差点把小命丢掉。还有“一打三反”中，在兵团中卓有成效地发现了一些“反革命”，哪一个人被揪出来，在连队里都上升到了政治大事件的高度。这些事件在当年的下乡知青中，都或多或少地留着无数的记忆，有的也许还有着切肤之痛。对这些我们不作推敲叙说了，只从三件大的政治事件说开。一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当时兵团和插队知青中的影响。二是林彪叛国摔死在温都尔罕后发生的大震动；三是发生在河套兵团知青中的“王亚卓”事件给人们留下的深思与感动。
珍宝岛事件不过是中苏在地缘上的一次罅隙性的冲突，对内地可能影响不大，在当时的北部边陲内蒙古，却激起了一段风雨如磐的紧张日子。这次冲突过去不久，在十月份的时候，当时的林副统帅向全军发布了准备打仗的命令，进而整个内蒙古建设兵团实行全面的军管。打仗就得备战，备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时间战备工作和战备教育全面铺开。兵团里先是大摆敌情，充分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华罪行，大讲敌人是纸老虎的本质，大讲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其次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所有人员不许外出，随时随地准备迎战。再次是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防空、防毒、防空降、防原子，大挖特挖防空洞。一时间“敌情”四起，巡逻的战士错把毛驴当成了特务。流星划过，站岗的战士当成了敌人的信号弹。最令人惊心的是半夜里的紧急集合，搜索空降的敌特，跑了十几里路，最后对着树林子里的一堆大便，分析出十万个为什么。那真是风声鹤戾，草木皆兵。
在备战中，各师遵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大力推广“地道战”的经验，在各个连队的驻地上大挖特挖地道。二师十三团是个战备团，其中的八连是武装部队连。团里的各个连队的各个宿舍之间，全部用地道连通了，并且一直挖到了山里。有一个战士回忆当时的情景：“由于营房离山很近，没挖多深就遇到了沙石。战友们用镐头刨，用撬棍撬，用手抠。地道里又矮又潮，挖地道的姿势是各种各样，有的干脆光着脊梁，穿着大裤头大干特干，沙土和汗水粘在一起，人都变成了泥人。要说不累那是假的，但大家谁也不埋怨什么，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几口玉米面发糕，困了用凉水冲一冲头，从黄昏时分进来，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才由下一班的人接力过去。那段时间，白天和黑夜给人的感觉完全颠倒过来了。”地道也给战士们增添了幽默，见面就来一句“我家的地道和他们挖通了。”这是《地道战》中老地主和日军说的话。地道最终没派上什么用场，反而成了老鼠大肆“游击”的好通道。
仗最后也没打起来，发布命令的林副统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叛国逃到温都尔汗摔死了。消息封锁了好长时间才被透露出来。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有个女知青当场疯了，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垮下来。一个叫做张永江的知青回忆说：“林彪事件爆发时，我放声大哭，感到天空一片黑暗。我不是为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副统帅悲痛，而是为自己心灵被玷污而绝望。还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痛苦的事情呢？”另一个叫蓝国庆的知青，在日记里困惑地写到：“既然林彪可以卖国投敌，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从前我们打倒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吗？”女知青荀晓红说：“那一刻起，我竟有种新生的感觉，像脱胎换骨，也像大梦初醒。我对自己说，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我们知青也该回家了。我下定决心回家，越早越好……”
林彪死讯未发布之前，中央下发了紧急指示，再一次把人们拉近了战争的边沿，每天除了生产，就是军事训练，不时的紧急集合，让知青们睡觉都不敢摊开被子，一听哨响，穿上衣服提上背包就往外跑。最让人筋疲力尽的还数全师上下的野营拉练，时间三天至十天不等，行程少则50公里，多则450公里。拉练要求战士们做到“会行军，会做饭，会休息，会放哨。”几千号人马跑步在大风沙和冰雪盖地的野外，负重行军，时速不降反升，许多战士脚上打满了血泡。极限的痛苦与劳累，被“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为了保卫毛主席，战备野营练红心；为了埋葬帝、修、反，骨碎筋断永向前；为了解放全人类，苦练一双铁脚板。”“一路风雪一路歌，嘹亮歌声震山河，兵团战士骨头硬，苦练硬功保边防”的口号声淹没的无声无息。
当时的安排，已经计划好了敌军突然袭击，各师团如何战斗和转移。进一步对内蒙古大部分地区被占领后，兵团如何进入游击战，扰乱敌人，拖住敌人都做了精密计划。为此，各武装连队枪支都发到了个人手中，子弹、手榴弹也分别保管起来。十八团的高射炮都进入了阵地，就连后方转移的车辆和路线都安排好了。兵团战士的战斗热情被调动起来，二师十二团六连的全体指战员都写了求战书，并递交了十几封血书。十一、十七、十九团的武装连还参加了公庙子机场反空降实战演习。十六团的组织机关和八个连队，以战术演习为背景，全副武装强行军48里，进行抢运糜子和水利会战，挖掘了7万平米土方的防坦克壕，抢运了180亩地的糜子。而当时的兵团农场也不例外，据乌拉特前旗本地知青李喜武说：“我被分配到机修队干上了又脏又累的铸工，局势紧张起来后，知青们中间传说农场为保险要迁至黄河以南。果然，一天早上，我起床一看，偌大的一个农场，上千户人家，一夜之间搬得精光，只剩下公安干警和家属……。”
地方的知青在这一段时间也不闲着，与当地的民兵队伍结合在一起，在村落和村落之间进行巡逻、放哨、抓特务、监视有“身份”的坏分子。公社在进行武装训练，知青就占了不小的比例，身份特殊的，背景复杂的自然又受了不少的委屈。真枪实弹的训练，真有全民皆兵的味道。有些村子里，人们是身上背着枪到地里参加劳动。武器自然不会多，几个人能轮到一杆枪算是幸运的了。当时留下好多有意思的笑话，其中有一个说有个领导讲话断句上出了问题，给人们说：“下面，咱们发枪了，一人一杆。”底下的知青和民兵听了，高兴的欢呼起来。领导摆了摆手，接上前面的话说：“那是不可能的。”场上顿时一片唉声。领导又说：“两人一杆。”人们听了，心想也可以了，结果被领导的后话“那也是不可能的”给断送了。笑归笑，普天之下的“加强战备，保卫祖国”还是让人至今难以忘怀那段岁月的紧张与活泼。
“王亚卓”事件，则是1973年末，《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语进行了赞扬。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宣传，把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学生黄帅，树成了“全国反潮流典型”。全国上下掀起了批“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反右倾回潮”的浪潮。这股浪潮使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领域更加混乱，大帽子大棒到处飞舞，广大教师人人自危，连建设兵团办的正规学校也不得安宁。校园里一片狼籍不说，大字报糊满了门窗，教室成了学生娃娃们打架闹事的阵地。老师无尊严，公物无保障，教学基本上停了下来。这一现象令当时在兵团的三个年轻的知识青年，在一次聚会中，经过一通商量后，决定“给黄帅写信训训她，替老师说说话，老师太受压了。”信随后由三人中的邢卓执笔，采用了“王亚卓”的署名，直接寄给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
制造这次轰动国内外大事件的三个人，分别叫王文尧、恩亚立、邢卓，都是驻在巴彦淖尔这片土地上的二师十九团的知青。王文尧生于1949年，原天津16中高中学生，1969年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任十九团九连文书；1970年入党，调到十九团政治处任报导员；1972年提干，任团政治处宣传干事，曾被评为团、师和兵团积代会代表，多次被评为优秀报导员。恩亚立生于1951年，原北京二中初中学生，1969年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十九团十连战士，后被任命为上士给养员；1970年调到坝头中心小学任教员；1971年加入共青团；1972年调任政治处放映员。工作踏实，有吃苦精神。邢卓，生于1952年，原保定十一中初中学生，1969年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加入共青团，后调到十九团政治处任报导员。曾被评为巴彦淖尔盟、兵团、内蒙古日报社优秀报道员，受到过当地各大报社的通报表扬和物质奖励。“王亚卓”是三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
他们的信寄出之后，各人便继续忙碌自己手中的工作，约过了十几天时间，黄帅的回信到了，内容是说来信收到，看了是有收益的。提的意见、批评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容认真考虑。同时信中还提出几个问题，要求“王亚卓”同志谈谈看法。分别为“你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有哪些看法？”“在你看来怎样才是真正的潮流？”“哪些表现才能算是师道尊严？”“学道尊严指的是啥意思？”这样的书信往来，无论当事者，还是十九团的领导干部，谁也没有太在意。2月8日晚上12点左右，《人民日报》社政治部打电话到团里询问“王亚卓”的情况。团政治处秘书告知了对方真实情况，尤其强调了三人的表现不错。此时，除了邢卓在团部上班外，其他两人都回去探家了。得了这个摸不清来意的消息，邢卓也没做多想，又给黄帅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
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在“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并加了“编者按语”。在信中，这个令人怀疑年龄的小学生，极尽断章取意之能事，把一封合情合理的交流信，送上了批判台，并祭起了一顶“看不惯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的反潮流革命精神”的大帽子，将整个事件上升到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的高度。公开信的发表，让三个人大吃一惊，兵团的动作也很快，迅速召回了回家的另两个人，组织了工作组进驻十九团，召开了两千多人的大会，批判王亚卓的错误。很快写出了三份报告，分别为《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报告》。一时间，对于三个人来说，用天塌地陷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当事人邢卓回忆说：“我从团广播员口中得知‘公开信’发表的消息，还以为是广播员开玩笑。”“等王、恩归队，我们三人被工作组分别监管，互相不能晤面，责令交待问题。”“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三人分别凭记忆追述，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三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大大小小的批判会，间或以踢打‘帮助’我们提高认识。”“全国有大量写给‘王亚卓’的信。其中很多是对我们‘反动’、‘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批评、教育的，也有不少对我们表示同情支持。”“四月中旬，组织作出了处理决定：给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给我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送一、三、四连接受监督改造。”“改造期间，我们饱受欺凌磨难，看尽各种脸色，也始终受到正直真诚的人们的关照。”
对三人处理，在当时四人帮亲自插手的政治背景下，实在算是够关照的了。这归功于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包括大多数领导同志在内的多数人的暗中支持或同情，正是这些人给了他们帮助和蔽护，把性质转移到思想和世界观问题上，使事件影响在慢慢的淡化中消失掉了原初的“煞气”。这里面有一个时间上的因素在起着重要作用，那就是当时已经开始传言，兵团要交给地方管理了，这个事关人人的大事，在知青和领导中间被言论着，从而分离了人们的注意力。另一个因素，便是毛主席的去世，四人帮的倒台很快的到来，使这件喧噪一时的政治事件，最后不了了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1977年正式为“王亚卓”事件平了反。此时的邢卓已经办理“困退”回了保定，恩亚立返回了北京，王文尧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于次年进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也分配到了北京工作。
附录“王亚卓”和黄帅互写的两封信，供读者诸君参考和玩味。
黄帅：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
看了你登在报纸上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结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实在不敢恭维，你的信及日记所反映的问题，未免迫人太甚。
教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教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而学生就能把教师当敌人吗？我不是说你给教师提意见，就是把教师当敌人了，而是你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教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以满腔热情给予帮助，还是以敌视的情绪加以批判，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我们不应该强调提意见人的方式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就会发现绝不是个别用词不当损害了教师的尊严，而是会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很欠诚意。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如果别人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瞪眼晴”之类不恭之词来对付你，你将会怎么想呢？
这里再一次申明，老师对你的压制是不对的，然而你的行动也同样是不对的。矛盾产生了，解决的方法应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著作里去找。你们之间的争执不属于原则问题，只要有一个高姿态便可解决。从这方面说，和老师谈谈心，把对他的意见摆一摆，心平气和，他想必不会认死理的。“师道尊严”不对，“学道尊严”也不对！
现在的许多学校里，学生动辄就贴大字报，谓之“反潮流”，其实这才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教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老师还能说话，还能负责么？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教师们想一想吧，他们多少年如一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他们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
继你之后，广州又出现了辛若愚，说出的话更没道理。对教师一点缺点错误，也要捅到报纸上去，这合适吗？……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育上的事懂得很少，只是出于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关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就写到哪儿，如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以后有空，还想再与你讨论。
祝学习好！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王亚卓
1974年1月14日
王亚卓同志：来信收到，你的信对我是有教益的。你对我提的意见、批评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正在认真考虑。
你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有哪些看法？在你看怎样才是真正的反潮流？哪些表现才能算“师道尊严”？“学道尊严”指的是啥意思？总之，我希望你进一步谈出你的看法，有许多问题我还需要很好地学习。
我正等着你的来信。
北京中关村一小黄帅
1974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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