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是三线建设五十周年时，《中国国家地理》叫刘晶的女编辑约写的，我在13年某个想不起来的活动场合认她的，但14年1月写好后，不知为何她就不接电话不回复信息、邮件，就此失联蒸发了。我还问过他们编辑部的前主任杨浪涛怎么回事（好像说这个选题被取消了？那说一声我也不会怎么样啊，不久白忙嘛），也微博向他们老大力李铨科抱怨过（李说给问问），至今莫名其妙。我一度怀疑是不是和刘晶网上联系此事时说错啥了，可想来想去也就是我说过我想出穷差力求剩下些差旅费，她是不是觉得我钻钱眼里去了？她比我小几岁，那时候也有三十好几吧，不至于看问题这么简单吧。据说还是校友，城环的，坑我一把。顺带着我都没好意思告诉这开篇主人公家属这文稿费没拿着。我写得少，命题约稿更难得写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意无意模仿报纸特稿文风（也没必要管学得像不像，我没在媒体工作过），就被放个不黑不白的大鸽子。
1965年8月里的一天，刚从沈阳黄金学校毕业的中专生辛丽君第一次来到大西南，这是她从沈阳家里出发后的第五天。她先是到成都报到，然后再坐上火车往目的地去。她要去的地方不是另一座大城市重庆，而是重庆下属綦江县一个叫三江的小镇，那里有家代号103厂的冶炼厂，是组织分配给她的工作单位。
“江宽水多气侯热”是重庆给在东北大平原长大的辛丽君留下的第一印象。至今，“江上有桥，桥上跑火车”，还挂在她的嘴边。东北大小河流上也不乏走火车的铁路桥，辛丽君为什么对重庆的铁路桥印象深刻？小南海白沙沱长江铁路大桥全长820米，是比北方的铁路桥长了些，但两岸引桥和环山上桥路更长达4.5公里，这在北方是没有的。大桥第4、5、6、7根桥墩跨度80米，轮船从中通过，这也是让北方人震撼的景象。更何况，除了发洪水，辽宁的大河河道经常只有一半甚至更窄的水面，宽阔的江水让重庆的江桥更有气势吧。
辛丽君并不知道大桥上铺设的铁轨就来自于她即将贡献青春的三江镇。在离开重庆四十多年后，退休多年的她不知道这座大桥也退休了：上面再没有火车奔跑，只有游人散步拍照。
比辛丽君早工作两年早一个多月到三线的刘绪文还记得他从北京调动去西南报到时火车上的情景。他乘坐的九次特快列车属于重庆铁路分局，乘务员大多是重庆人。“那些活泼的重庆姑娘，个个都像‘王熙凤’。她们热情，麻利，嘴不饶人。争执起来，一口的重庆方言，不给对方还嘴的机会，手也不停，吵嘴、干活两不误。”在列车上，山东人？？？第一次吃到重庆风味的饭菜，连菜带饭才两角钱。
第二年年底，辽宁丹东女孩宋春玲追随父亲宋广仁进入四川，来到了华蓥禄市镇猴儿沟代号为348的保密工厂。这里并非重庆地界，但南距重庆只有100多公里，并且是红岩精神发祥地之一。宋春玲到重庆下的火车，再走山路去工厂。“一抬头，哇，全是山！”大路越爬越高，路边就是悬崖，小路蜿蜒泥泞，不是沟就是坑，宋春玲心悬到了嗓子眼，她本在丹东政府机关上班，虽然丹东山区不少，但宋春玲从来没走过这样的山路。“看到灯光，以为快到了，可就是找不到路。”这一走，就从青春少女走到了白发苍苍。
几十年后，还在四川生活的宋春玲回忆说，那时父亲总是早出晚归，有一天却早早回家了，说要调到四川去，说走就走，第三天，父亲就拎了一个小箱子，走了。知道父亲不回来了，宋春玲连手续都没办，就和全家人一起坐上了奔赴四川的火车。宋春玲之所以要提心吊胆走华蓥的山路，是因为她得摸黑到工厂附近的生产队给社员上课，讲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每周去3次，整整去了3年。
宋春玲的同事谢德叁就是重庆人，1958年毕业于重庆第一机械制造工业学校，但被分配到西安248厂（原西北光学仪器厂）做技术工作。1965年9月28日，他和同在248厂做技术员的妻子笪芝友接到调令，要他回到四川参与348厂筹建工作。笪芝友那时候正要临产，腆着大肚子，从西安赶赴华蓥猴儿沟真是危险。建设工地猴儿沟老铁厂只有一间房，工地上天当铺盖地当床，用白夹竹编成通铺，铺上草垫，好多人睡一起。但毕竟是要临产的孕妇，只好先让她请假到重庆公婆家去。报到后的第16天，儿子谢伟出生了。产假过后，谢德叁接上爱人、儿子和53岁的母亲回到了猴儿沟。和外地人一样，本地人谢德叁的华蓥行走体验也是荒山野岭，交通不便。他一家人从重庆到禄市，竟然走了整整两天。第一天到北碚住上一晚，第二天再从北碚坐车到华蓥双河，然后摸黑走夜路，到达348厂工地已经是半夜12点了。
四川内江人刘锡虎是谢德叁的学弟，他1959年毕业后被分配去了齐齐哈尔的和平机械厂。1965年3月10日，由和平机械厂，太原晋西机械厂等企业抽调的人员组成的基建、设备、水、电等建厂队伍来到了綦江张家坝，在东北已经生活了5年多的刘锡虎也在其中。老人回忆说，当初进出厂区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恰逢春季枯水期，他们利用小溪河道铺出了一条临时的行车便道，然后才开始正式修路。
同年12月24日，东北姑娘朱桂云乘火车从齐齐哈尔启程，29号到了重庆。他是刘锡虎的对象，两人在綦江结婚有了小孩。深山沟里交通不便，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需要营养，刘锡虎背着背篓，到邻省贵州农户家里去买鸡和蛋，几十里的山路，来回全靠步行。如果去市区给孩子看病，需要搭乘厂里外出办事的汽车或者赶那4个小时才能到重庆的慢车。快车晚上才有，到了重庆连公交都没了。
重庆山路难走，更难忘！2007年退休的348厂老职工赵裕荣最难忘的是高工柳锡铭挑运设备的往事。柳锡铭是西安248厂的搬运工，西北工业大学深造后任技术员。来华蓥工作后，有一次，厂里有套检验产品用的高精密仪器需要从重庆北碚运回来。走那条山路？一路颠簸，玻璃做的设备还不得震坏了！柳锡铭干回老本行，学着“棒棒”，硬是凭着一根扁担，把设备从北碚挑回猴儿沟。200多里的山路，足足挑了15天。
铁肩挑设备的高工已经于2005年去世了。他的行走经验恐怕是三线建设大军里比较少见的，但绝不是唯一。一九六六年四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号称中国分析仪器发源地的南京分析仪器厂(简称南分厂)整厂搬迁到重庆。南分厂内建筹备处的干部拿着用工介绍信前往合川铜溪、渭沱、九岭等人民公社招民工。这几个公社不通公路，只有一条水路，公社与公社之间全靠步行。那个年月，招工指标要由公社研究后再分配名额到大队，再到小队，最后落实到个人。那里的社员很少有机会外出务工，每个大队都有较多的人有石工、木工、泥瓦匠手艺，叫谁去不叫谁去？不得不采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南分厂的干部徒步奔波近一个月，才把招民工的事情办好。
为送临时工到工地，筹建处包了三条小木船，沿涪江顺流而下到了合川县城。去县城的旅行对社员们来说，也很是新鲜的，他们上了小木船后兴高采烈，唱山歌的唱山歌，喊号子放声喊，抢着帮船工划桨。到了合川县城找到旅店住下后，发了一天的误餐补贴，相当于社员近10天的工分。高兴呀，众人按捺不住，纷纷逛街打牙祭去了。
民工到达工地后，第一件任务就是要修筑与外面公路连接的两公里长的盘山公路。有了这条路，四川凉山雷波新市镇的几百立方米木材才运了过来。这些根根都是长2米以上直径一米左右的大原木，看着都吓人，怎么运?先将原木改小，捆绑成木排状，然后通过水路从长江运回重庆。这一折腾至少也得花费两三个月时间。当时南分厂的采购人员到新市镇出趟差，得先由重庆坐火车到内江，再转车到宜宾，再坐一天小火轮，才能到达目的地雷波。
后来，这种奔波搬运几乎是所有三线人旅行的常态，不过搬运的是生活用品。每逢到大城市出差，总有同事托刘锡虎捎带东西。他回忆道：“有一年出差，托我买东西的人多，带了6个旅行袋，身上背了4个，手上拎了两个，火车都上不去”。而下车也不容易，三线项目都是小站，停车时间顶多3分钟，每次都是去好几个人在站台上等着，火车一进站，车上的人就赶紧从窗口往下连递带扔。有几句自嘲的顺口溜在三线人群中流传：“上车像公子，下车像兔子，办事像孙子，回家像驴子，报销像傻子。”这说的是：出差时，穿的体面，还有硬卧；下车后得像兔子一样跑，得赶紧去找一个旅馆；求人办事的时候，要装孙子；出差完毕要顺便为自己和同事们采购一些生活用品带回家，什么肥皂、固体酱油、糖果饼干、奶粉以及熟食、衣服鞋帽等等，要像驴子一样往回驮。在什么都定量供应的年代，所谓采购，很可能是留在大城市里的至爱亲朋们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最后到财务部门去报销差旅费，一算账，傻眼啦！
重庆的佛很萌，系统故障看不到缩略图就多放点。
开篇提到的人是我大姨，各辈亲戚们中秋快乐吧，诸佛神仙，祖宗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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