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知义

塞万提斯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良知批判的时代。

“写怎样的历史？作怎样的知识分子？倘若此一时惜身缩脚，难道我此一生不过也就是个——“既无能发现真理贡献于世、又不敢指摘不平警告同胞、更无殉于主义觉悟”的“笔下囚徒”（宫崎滔天语）吗”¹

人类自有了文字符号、传递、沟通、交流，完成了由符号到文字语言，从甲骨文到白话文，从蒙昧时期到文明时代，从石器时代到高科技发展。标志着人类文明在不断创新中前进。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道德却日益滑坡，信仰的丢失正在愈演愈烈。知识促进文明进步，精神文明的进步需要道德的重建，需要信仰的精神，更需要文学的存在。 

那么，文学是究竟什么？

思考这个命题，需要真正的自本质的回答。

“青年毛泽东崇拜的宫崎滔天，把一本自己的《三十三年之梦》写得淋漓酣畅。书中不仅梳理了波澜壮阔的人生，更总结了“人”的种种质地。一段一段，令人吟诵不已。”²

中国文人对文学这一界定的本质，是否做出了回答？

急功近利的出版商，二流三流的书，市场上到处都是垃圾文字。炒作几乎到哪怕就是垃圾，只要能暴利。泛文化意识泛滥，文学市场已经是繁花凌乱。

笔会像维持会天天有。培训班热火朝天，大师精讲，发个证书。学员一期期。体制内的作家正忙着赶稿，交稿。拿了薪水就要交出作业来。似乎感觉像学生每天接受老师布置的作业。太辛苦了。

无论是写作，还是创作，文学的表达是离不开良知、公正和正义之基线。这是学问与文学的灵魂。 是最浅显的哲理。

一些人围成一个圈子各自谈论人事，无不巨细，大多都是恭维与方圆之说。但他们从不谈“良知”二字。若是有人说出，顿时觉得连空气都变了。

“但人的理想，却依然如璀璨的星。虽然远，但永远在高处照射。除了一切社会政治的分析，更有人生而为人便立下的志向。”³

很少听到或看到大家谈文学与“正义”的话题。“正义”一词，若被人提出来谈，好像文学一下子失去了它的方向似的。这也大略就是中国文学的界定吧，止住脚步不敢再向前迈入。

再往前跨步，依然是正义。但就这跨步，谁还敢说正义大义？这也是责任的问题。它也是整个中国文人的国民性心理问题。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谈过不耻与独白。在后来他作为文人的无事内疚，深深地反思沉思，也算是在文学道路上的一次革命吧。

“这种体验，和被火烧灼一模一样。当它烧光熔尽直逼你的心底时，你就能够抛弃世间追求的一切。什么荣誉、评论、豪宅、巨款——如此火候之上，作人能只求本质，干事已惟知大義。哪怕世间再三摇头嘲笑，对他们已很难解说详细。此一刻人虽微笑缄默，其实一片孤心，正在投水蹈火。”⁴

文学与正义，似乎不是艺术的真正范畴，不必责任地去为世界疾呼。大家也是沉默。我也不要先。

而这沉默，中国文人的集体沉默，确是一种怪异的文化现象。因为它同时漠视了正义的文学存在。

张承志《心灵史》改定版一书，却无法获得“出版”，这在中国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如若说体制的限制，倒不如说中国文人的集体沉默成就了这种限制的前因。

书中并未有侵犯文学主权和政治问题的话语。《心灵史》的文学书写和表达呼喊着正义，是向这个正在流泪的世界，献出人心的悲慈与拯救！ 它是一部史诗般的写作，一部活着的历史。一部人民共同体的理想追求之路。如红色卫士一样，它是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人民都需要。它是堕落的文化体制中的强心剂。

这部可歌可泣，沁润人心的好书，却一直无缘通过正版与读者见面，很是遗憾。

“虽然——三十三年的奋起和命笔，我未能真地达到劝人从善，我未曾能真正改造一个人。三十三年，抗议不義历史的心情，变作了踟躇沙漠的长旅。但是江山不幸诗人幸，三十三年懂得了斟酌文字，三十三年习惯了沉吟词意，我一点一滴提高了文字的质感，努力让它高贵并内藏分寸。”⁵

我们生存于复杂的时代和面临复杂的命题，我们的追求，是共同体的心。因为我们活在世界正义中。文学的正义，是书与笔，是旗帜的飘扬。

以《心灵史》为基线的，作者近二十年来的审视和思考，熔炉了文学，社会，宗教，哲学等。此书将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国革命、中国伊斯兰三个领域、站在迄今未有的高度，向横行的帝国主义宣传挑战，向腐蚀的知识阶级霸权话语挑战。

作家朱苏进说，《心灵史》是没有雷鸣的闪电。

我们与之品读的过程，其实正是咀嚼回味我们心灵的质问，是你生命中的不可或缺的最珍贵的追求。张承志在他者的尊严中写道：

“在投石的语言之后，是拒绝与沉默的语言。但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捕捉住无情世界中变形的和无声的语言，把多数人的渴求当做自己的语言。”⁶

¹⁻⁵ 引自《三十三年行半步》张承志新集旧作一文。

⁶ 张承志《他者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