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通过的《经济财政运营及结构改革基本方针》中，日本政府首次提出“50年后维持1亿人口”的国家目标。决定不采用开放移民的方式，而采用提高总和生育率的方式来应对少子化问题，控制人口减少的趋势。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各年龄别妇女生育率的总和。反映的是一名女性假设每年都按照其年龄别的现有生育率进行生育，在育龄期间会生育的子女总数。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TFR至少要达到2.07，才能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保持人口数量的长期稳定。但日本自1974年（2.05）以降，再没有哪一年的数据曾接近过“2.07”这个门槛。四十年里TFR长期在低位徘徊，最低只到1.26（2005年），去年也不过1.43。这般现状下，又如何能在不久的将来，将TFR提至门槛值呢？
1974~2013日本历年总和生育率
造成日本少子化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与欧美不同，并非是由于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更多选择。恰恰相反，是由于日本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上缺乏选择。日本社会中，传统家庭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流价值观不认同未婚同居和非婚生子女。那么，绝大多数人想要繁衍生息，就必须建立传统式的家庭。
传统式的家庭即便不是“丈夫工作养活一家子，妻子照管家务和孩子”的模式，也多半是“丈夫收入占家庭收入大部分”的模式。但自从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年轻男性收入开始相对下降。再到泡沫经济崩溃后，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转变，日本未婚男性中非正式员工及无业者的比例持续上升。残酷的现实，让没有能力建立传统式家庭的未婚男性，渐渐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同时，未婚女性对适婚男性的选择余地，也相应变得有限起来，又加剧了女性的不婚、不育。
日本女性对配偶年收入期望同未婚男性实际年收入的对比，其中19.9%的女性表示对配偶年收入无所谓，故未列入此条形图
相对于问题“自然而然”地引发，解决起来却很困难。为此，社会各界开出了各式处方，大体无外乎“促进就业”、“加强收入再分配”、“确立可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育儿环境”、“提供更多样化的工作形式和机会”、“支持女性兼顾育儿与工作”等等……
然而，这些措施都需要大笔资金投入。对政府而言，基本得通过开源·节流来筹措。可以眼下日本经济状况及未来经济展望——节流势必意味着大幅削减开支，意味着得罪一部分人；开源则势必意味着大幅增税，意味着得罪更多的人。再者，不论开源抑或节流，都存在着界限。超出界限外，政权无法维持；小心翼翼和缓地实行，又满足不了需求。何况，只“把国家政策重心从老年人向青年人做一定转移”这件事，想得到老年人的全面认同，恐怕也没那么简单。
日本各级选举中，老年人的投票率本就普遍高出青年人不少。再加上未来几十年愈发的人口老龄化，老年选民必然在政治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些牵涉代际间利益冲突的议案可能连议会都通不过，遑论实际推行了。这样一来，一方面因事关国家的存在形态，无法积极接纳移民。另一方面，又难以切实地提高TFR。“50年后维持1亿人口”这一国家目标，是否会成为一句空谈，还真是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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