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老步）言：
这是哈维尔1982年7月25日在狱中写给妻子奥尔加的信，在哈维尔书信集中文译本《狱中书》中编次第138。《狱中书》由台湾倾向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收集哈维尔书信最完全的中文译本。遗憾的是，这个译本不似昆德拉小说在中国大陆的流程，先从英译转译，再从捷克文直译，哈维尔在中国的历史不短，《狱中书》却完全是从英文本转译的。昆德拉的幸运何时能降临哈维尔呢？不说指日可待，为期也不会太远吧。
我参加了《狱中书》的翻译，这是其中的一封。在我所译的十数封信中，这封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译的过程犹如一次“灵魂的冒险”的体验。
我知道，不少人有过哈维尔类似的遭遇，也有人有过几几乎与哈维尔完全相同的经历，入而出，出而悔，悔而再入，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做过如哈维尔同样的思索？不为物喜，不为己悲，从责任、良心、心之所安所寄的灵魂深处，认真严肃地审视和拷问自己，这种心灵探险甚至必须要忽略或超越面对的现实政治——尽管现实政治是一个巨大和无微不至的存在，如此而达到哈维尔那种“真正的‘心灵平静’，抵达最‘高度的快乐’，抵达真诚的意义，抵达那无尽的‘存在的欢乐’”？
对于太多的“形象弱于理论”的事后倾诉，激起的通常是悲壮，这一般与美学无关。我感到可惜的是那些“形象大于理论”的“理论”缺失，如哈维尔这般真诚的灵魂探索，这不但是一笔可予后人以启发的宝贵精神资源，我私下揣度，也是当事者个人必经的美学试炼，无此，就不可能抵达哈维尔所谓“不再贫乏”的“基督徒所谓的优雅”境地。
2007/7/28
亲爱的奥尔加：
五年前，我碰上的一些事，在许多方面对我以后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情没有什么明显的预兆就开始了。
一天晚上，在被审讯后，我第一次被拘留了，我当即写了份请求给检察院要求释放。
拘留所的被囚者总是写这类请求的，我差不多把这看作一种无关痛痒的例行公事，更主要具有精神卫生方面的性质。当然，我知道，我最终是否释放将取决于其他因素，与我请求写得合适与否完全无关。再说，审讯也不会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我的请求似乎是正当的。我在写请求的时候相信这不是真的，我只是“俯视”这一事实，即真理不仅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是谁说的，对谁说，为什么说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表达的。
由于这种微小的“超视野”（更准确地说，这一微小的自我欺骗），我所说的——意外地，像过去那样——就与当局所想听的危险地接近了。其中特别荒谬的是，我的动机——至少是我意识到的、可以承认的动机——并不是希望这样做能得到某种结果，而只是一种职业的唯智主义者的多少有点不正当的自我内心的快乐——或是如我所想的一种“光荣的机灵”（为了完成这幅图画，我应该在此补充说，当我若干年后重读它时，那“光荣”和“机灵”使我的头发根根竖起）。
第二天，我交出了请求。因为没人对此做出反应，我的拘留被再次延长，我想，它已到了这类请求通常结束之处的终点，或多或少我将其忘在了脑后。
然而，有一天雷电降临了：我被叫去告知，我很可能被释放，在这个程序中，请求产生了“政治作用”。
当然，我立刻懂得了它所意味的：
（1）他们将以合适的“重新铸造”，再加上大范围地公之于众以制造出这样的印象，即我没能坚持住，我已经屈服于压力并推翻了我的立场、观点和我过去的工作，一句话，我背叛了自己的事业，所有这些只为了一个琐细的理由——把自己弄出监狱。
（2）在我这方面已无法否认或纠正这一印象，因为无可否认地，我写了某些东西，“已与他们在半路相遇”，我再想做任何事，肯定只能使我看上去像是试图蠕动着爬出这条路。
（3）正在来临的灾难是无可避免的。
（4）这在我身上留下的污点和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会在以后多年如鬼魂般缠绕着我，它将引起我内心无尽的痛苦，我会以坐几年牢的代价努力将其抹去（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但这甚至也不能使我从耻辱中完全挣脱出来。
（5）我没有人可以责备，除了我自己。我既没有被强迫写请求，也没有人贿赂我这样做，事实上我并没有处于两难选择之中，这只是因为我不可饶恕地松懈了我的道德卫兵，自动的而且是完全无目的的，我给了对方一件利器，最终老天就送给了我这件礼物。
接下来一段时期，就是绝望地试图去避免那不可避免的——可最终还是发生了，事实上发生的远远超出了我的最大恐惧：我不名誉地走出了监狱，面对着世界，像是面对着一个巨大且无比正当的谴责。没有人知道我走过的那段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你可能是唯一的略知其事的人）。事实是，几周，几个月，几年，无声的绝望，自我惩罚，羞耻，自感卑微，自责和苛刻的质问。一段时间我逃离了世界，我感到太过难堪只想面对黑暗的孤独，从无尽的自责狂热中去寻求一种受虐狂般的乐趣。以后一段时间，我从内心地狱中走出，去参加各种狂乱放荡的活动，试图通过这些来平息自己的痛苦，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恢复名誉”。
自然，我感觉到自己太过紧张，我的行为也是造作的，我仍然不能驱除这种感觉。我感到，最好——相对来说——还是回到监狱去。当我第二次被锁进监狱时，我的呼吸感到了轻松。当我第三次——直到今天——正如我希望的，我终于设法克服了它。事实上，直到今天——已五年多了——我才能站在这整个事件之上更平静地做出评价。直到现在，我才能充分认识到，这个事件不只是——至少从我的观点来看——一个难以理解的失误，以至造成我许多无意义的受苦，它有着深刻的积极的和净化的意义，对此我应该感谢命运而不是诅咒它。它将我推入一种激烈的、也因此而至关重要的、直面自己的境遇。如过去那样，它动摇了我的整个“我”，使之拥有了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对我的处境、我的苦恼和我的限度能够更认真的接受和理解，最终，让我对人的责任问题能做出一种全新的和前后一贯的思索。那也就是我现在重新回到这一事件的原因，从今天的观点来考察它显露了什么，又是怎样显露的。我想，没有这一过程，我的这些沉思冥想就不可能完成：为什么他们要试图掩盖他们最本质的存在源泉，他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怎样才更合理的基础之上，如果事实上做不到，又是什么在驱使他们行动？
我反复再三回想的中心问题就是：它是怎么发生的？我怎么会做下如此明显可疑的事？是由于我第一次入狱那种奇怪的气氛所引起的思维混乱？是由于审问我的熟练技巧以及我采取的为自己辩护的不幸的策略（虽然，最初这样做是合理的）？是由于我对处境完全错误的把握和我对此所作的完全错误的估计？或者这只是坐牢新手的通常表现？我的律师的立场——我错误地认为——就是在转达那些接近我的人的想法上起点作用？我不曾更自主地支配我所有的那些品质，而认为那对我的立场和处境完全不合适——我倾向于相信，我的礼貌、我对我的对手方面表示的良好意图的愚蠢的信任，我持续的自我怀疑，我努力与每一个人相处，我不断需要为自己辩护和解释，以及我彻底的无能而成为我周围人的负担等等，在那里，这一切都是不合适的？它是一种思考上的错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恐惧的表现？或是一种任何人都可能做出的错误估计（通常没有如此深远的后果）？
就这样，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我不断拷问自己。可不管我做出怎样的反思，我仍然感到还没有接触到事情的本质，我并没有更接近答案，这种方式甚至绝不可能带给我相对的精神平静。有一段时间，我已明白这是羞怯，但可能只是现在，我才学会如何清楚地说明：错，并不错在问题的回答上，也不在错误估计了有关各种因素（不管作了怎样的修正、互相之间怎样组合）的意义，而恰恰是我自己造成的问题。在一种无意识状况下，试图将我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什么“外部”，归之于“我的现实的‘我’的界限之外”（我那个我），归之于“环境”、“条件”、“外部因素”以及那远而又远的“心理过程”等等——那是将自我排除在“谴责范围”之外的典型的现代方式。是的，我的质问主要只是一种从严酷的事实面前掩面走开的绝望的尝试，严酷的事实就是：失败是我的失败——和他人无关，基本上和完全的是我个人的——准确地说，是“我那个我”的失败。
“我”对于那个失败是如此震惊，于是不惜任何代价试图用其他来加以解释，悄悄将其根源移植到“非我”中去，在失败与自我之间划出距离，因此而解脱自我。自我之间的这种划分——我的质问的起源——将会变得更深，这个我的“我”的分裂将会变成一个奇异的、优先的和不可理解的“我”，并战胜那个生动的、现在的和真诚的“我”，使之不能理解和谴责那个前面的“我”（因为他必须承担前者行为的后果）——正如以往那样，简单说，所有这些都是一种为自己免于承担责任而将自己开脱并转嫁给他人的不能公开的企图。
今天，我对这种隐藏在企图后的动机已经弄清楚了：为自己的失败而承担全部责任是极其困难的，从“我们在世上存在的利益”的观点来看，事实上这通常是难于负载的，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想稍为“正常的”生活——例如生存于世上（由所谓自我保存的本能指导）——他就无法抵抗地会滑向分裂自我的状态，将事情转变成不幸的“误解”：完全正当的责备也就不可能指向我，而是指向那些错看了我的其他人。显然，如果一个人无可逃避地被这种责备击中，那将会导致一个人自我认同的瓦解。这只要设想一下一个人今天要为昨天的事负责，只要设想一下由“我”所持续积累因而得到的自我认同所应承担的责任就可以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方式，根据某种可以把握的意义，它能变为明确的、有限的和可以定义的，而不是陷溺其中，不是无助地只能从它的任意过程中来获取。为了放弃一个人充分的责任，为与自己的正直和主权妥协，不去扩大和增强，相反，而是缩小和减弱个人的“我”对行动的控制（包括那些归因于“本能”的人——另一种可将责备从“我”转移到“非我”的托辞）。归根结底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从存在逃离，放弃一个人自己的神秘的联系——一个人的来源和目标——趋向于完满和正直，取消一个人与之复杂的联系——瓦解成为碎片，孤独，自我封闭的事件，利益和缺乏超越个人在世上存在的利益和目标，“消融在存在因此而非我”之中，最终将个人从人类中剥离，即作为一个内心一致的、有方向的、超越的、有意义和有目的的人的存在中和锚定在存在的完满并趋向于此方向中剥离。换言之，这意味着在世上将自己消解，消解在世上的现象、特定目标、散乱的事故、孤立的事情、“偶然性”和杂乱的担忧之中。这意味着简化自己的生活——以失去自我的代价，失去个人作为个别存在的奇迹的代价，正因为有这种分离，才鼓舞我们趋向于存在的正直。这意味着，那锚定在存在上的认同和对其可靠的联结，这是唯一的将我们的“我”集聚在一起并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要懂得所有这些和表达出来，显然是决不困难的，但要在存在的意义上体验它却决不容易，这是我从严酷的个人经验上所学到的。没有任何事会像经验过的失败那样给人以如此强烈的对责任的理解——你会设法彻底地、没有支吾搪塞地开放自己——如同那是你的个人责任。
站在个人的成功之后是困难的。但为了接受个人失败的责任，为了直率地接受那作为真正是你个人的失败，那不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和其他人，积极的接受——不考虑任何世上的利益，也无论它作了怎样好的伪装或为了好处——意味着忠告——代价必须为此付出：那是极其残酷的！
但只有这样，路才能够打开——就如同我的经验，我希望，我已说服自己——通往一个全新的对自己的事情的主权控制，才能对我那作为不确定事业的存在的重力、对其超越的意义得到一种根本上的新的视野。只有这种内心的领悟，才能最终抵达被称作的真正的“心灵平静”，抵达最“高度的快乐”，抵达真诚的意义，抵达那无尽的“存在的欢乐”。只要一个人能设法抵达，那么一个人在世上的贫乏就不再是贫乏，将成为基督徒所谓的优雅。
吻你
198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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