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自打得了脑血栓以后，记忆中的陈年往事像开了闸门一样，一桩桩一件件的流淌出来。妈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她小时候和年轻时的发生的事情，听起来就像大宅门里的故事。
妈的小名叫玉珍，人送外号“疯”丫头。妈从小就厉害，是手一份嘴一份。
妈小时候的家里，在过去算是“大户人家”，家里有六十四亩地，还有山林。我去过姥家很多次，妈曾经指给我看过那大片土地原来都是她家的。
妈小时候家里十几口人，妈的父亲也就我的姥爷，有个好听好记的名字，和甲午海战里的民族英雄邓世昌同名。
妈早年丧父。虽说是女孩子，十三四岁就和长辈二叔，三叔，老叔在田间地头干活，庄家活，样样干得来。小小年纪赶马车，放牲口，上山割柴、踩山货，哪样也不比小伙子差。（妈放牲口也是因为妈的哥哥当时在念书，家里干活人手不够，让辍学，回家放牛，妈求当家的三叔，让她哥哥继续念书，她放牛，妈的哥哥学习好，后来也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大学生）。
妈因为很多庄家活都是得到了叔叔们的真传。也和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学会很多为人处事之道，因此在各方面自然比同龄人懂得多些。妈在结婚前可是横针不知竖线，女孩子该会的针线活一点儿不会。
妈说这都是命。大家庭规矩多，家里不养闲人和懒人。妈念点书都是兼顾家里农活，活忙了就请假在家务农。妈的父亲36岁就因病去世了，也是因当年牲口被胡子抢了，姥爷在家是当家的，跟胡子要牲口等于虎口拔牙，姥爷跟去要了好些日子，没有要回来，险些丧命。那年月家里有牲口该是何等重要。为此，姥爷回家来一病不起，郁郁而终。
姥姥带三个孩子，跟家族人一起生活。那会儿还没有分家，妈只好顶人干地里体力活，姥姥和妈的几个婶娘们每个礼拜轮班给全家人做饭。活忙了，也下地拔草啥的干点轻活。
解放后，土改那年，妈的家族遭遇变故，成了众矢之的。地多呀，家里还有个远房亲戚，算是妈的表哥，他家里特别困难，就不愿意回家去，常年在妈的大家庭里住着不走，也跟大人下地干活，可能给点工钱，被认定是雇工。
土改时，工作组认定妈家里地多，粮多，还有雇工，穷户人家有偏见也跟着掺和，定成份，给妈家定个富农。妈可不干了，他是疯丫头天不怕地不怕，要去公社找说法。她叔叔们不让找，胆小，怕惹事。
妈说，我不怕，我一个小孩子家，他们不能把我咋的。妈就去公社跟去工作组讲理，别人说她一个疯丫头，小孩子，没人拿她的话当真。妈坚持说，我们家里地多粮多不假，那可是我们全家老小，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干出来的。又没有剥削别人。那几个穷苦人家干活不吃苦，太阳老高晒屁股了才起来。不好好是伺弄地，不穷才怪呢。
妈也就去说说出出气。后来工作组经调查，对我妈家定成分做了更正，因为他们亲眼看到，我妈家人三四点钟就干活。天还蒙蒙亮，我妈家人都在地里干活，妈一个小女孩子顶大人干活，妈正打头犁地干活时被工作组看到，证实了我妈说的话是对的。重新认定了我妈家的家庭成分，由富农改成上中农。
后来工作组的人还跟穷户人家说，你们看看人家，一个女孩子能吃苦，能起早，好好跟人学学。
那年，妈家的地和粮照样都被分了。粮仓里的粮食一袋袋的被扛走了，妈怎么求都不管用。工作组说好让给留两袋子过活的。留下来领头管事的可不管那个，粮食被大家一袋袋的都给扛走了。这活命的粮食眼睁睁地被分走了。妈疯了一样，气的跟在扛粮的后面，拿个小刀，把大人扛的袋子从后面扎个口子，前面走的不知道，袋子里的粮在后面往外漏呢，后来漏掉地上的粮食，妈家里人一点点再捡起来。
这边粮食被分走了，妈又到公社找工作组说理去，告状去，有人说这疯丫头又来了，妈连哭带闹的说俺家种的粮食都给拿走了，一大家子吃啥呀。后来核实一下，领头分粮食的村里人被批评一顿，给送回来点，也不够吃的。
没办法，妈就跟她家里大人说，我去外村讨饭去，一向胆大心细的妈就骑个小毛驴去要饭了。找到要去的村庄，先在村外踅摸一圈，找个有大石头，有树或有桩子的地方把毛驴拴好（藏好），需要有大石头的地方是因为妈个子矮，得用脚登石头才能骑上毛驴。再说要饭也不能让人家看到毛驴。（后来知情的人都打趣地说妈厉害，没见过你这样，骑毛驴要饭的）。
妈去讨饭的村庄都有熟人或远房亲戚，或是她哪个乡亲的娘家屯子，反正就是人家总要问问孩子你是哪村的，说家里情况，妈都是自报家族名号，很多外村人都很同情，知道我姥爷邓世昌想当年是很有名望的，他乐善好施，为人仗义，没少接济穷苦人。听说谁家揭不开锅了，总要套上马车拉半袋粮食送去。
这回一听说邓世昌的后人吃不上饭了，这家给一碗，那家给一瓢的。半天妈就要了不少，傍晚天刚擦黑儿，几个婶娘在家焦急等待中，妈就骑着毛驴驼着两个大半袋子五谷杂粮回来了。
妈要饭那几天，都要到土改工作组去了，赶上他们吃晌午饭的时候去，说自己没吃饭，你们少吃点给我点吃，我连早饭都没吃呢，人家还真给，妈就不客气也真吃。那年幸亏妈出去讨要，要得粮食，一家人才活过来。
我真佩服妈的勇气，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关键时刻，妈的“疯丫头”性格，也算给家族做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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