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情味

编按：近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的文明是没有断绝传承至今的，那么，我们传承的文化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不论传统就有的还是现代才有的，该如何总结描述我们的文化?我相信，对于一个事物只要研究得够透彻，就一定能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呈现出来，甚至仅仅用一句话或一个词。孙隆基先生的这段文章正是我在做文献浏览时发现的，贴出来与有缘者分享，欢迎讨论。

以下为原文。

中国人的人情味

摘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国式的烹调术是用“合二为一”的原理去制造“味”的。至于中国人的“人情味”也是用同样原理产生的，亦即是使我之中有你，你之中有我。因此，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亦即是必须用“二人”才能去定义任何一“人”。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就是心意的感通。唯有这种“感通”才能克服分离人与我之界限，造成一个包容人与我的感情磁力场。因此，中国人的“个体”并没有清晰明朗的“自我”疆界。

事实上，在日常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中国人就不喜欢过分地划清人与我的权利界限——这样做是会被认为“很难看”的。因此，如果双方一起出去吃饭，就会由衷地或仪式性地争着付款结账；如果双方一起乘车，就会由一方先付全部的车资，下一次再由对方替两人付出车资；如果一方托了另一方代购东西，想清还时，另一方也必须仪式性地表示：“算了！”　　

的确，中国人不喜欢在自己与亲属、朋友之间划分清楚的界线（与不认识的人，又当别论——详前）。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只是“很难看”，而且是“小气”、“自私”、“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相形之下，西方新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士之间的人际关系，就比较淡薄得多。家属成员在下一代成长以后，或各自独立之后，叶以多年不见面。如果他们之间感情特别好，则又当别论，但是这是由个人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于一种未生下来之前已被固定了的承担义务。换而言之，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与出身的家庭不再发生任何关系，而凭本身的喜恶去重组自己的人际关系。不过，文化中既然缺乏强制性的感情设计，“人情味”就不可避免地淡薄得多。

笔者在居美多年以后发现：有些美国人即使在自己选择的朋友之间，也是将界线划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人情开始的时候先搞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觉间会做出令对方不愉快之事，干扰对方的神经。因此，他们交友的方式笔者在居美多年以后发现：有些美国人即使在自己选择的朋友之间，也是将界线划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人情开始的时候先搞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觉间会做出令对方不愉快之事，干扰对方的神经。因此，他们交友的方式是“先小人后君子”，其友情也多半维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

反观中国人的交友方式，则是尽量替对方的需要着想（姑勿论是真心的抑或为了是“做人”）。既然双方都不喜斤斤计较，因此彼此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但是，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因为人我界线不清楚，有时会踩在别人的脚趾上而浑然不觉，对方开始时也会隐忍不发，口头上甚至还说无所谓，结果日久积怨，反而“以君子始而小人终”。

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疆界。他们宁愿让人与我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依赖。因此，中国人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倾向。

这与西方加尔文教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刚好相反的。后者强调的毋宁是“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这当然并不意味美国人是完全不肯帮助别人的，只是比去中国人来罕见得多，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由施恩惠者自己作主，而不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反射性的、不经疑问的、外加的承担义务。

而且，这种偶一为之的施恩，往往是作为自己对人有好感的一种表示，而不是替别人代劳。因为，一来，他们很怕别人利用，认为别人过分地依赖自己就是一种“剥削”；二来，自己过分地去照顾别人，也会被认为是对别人自主能力的一种侮辱，而且有用“人情债”去控制别人的嫌疑。因此，他们一般为人的原则是尽量少管他人的事务，在自己这一方则尽量做到以依靠自己为主，非到万不得已不去求人，甚至还以开口向人求助为耻。实在必须去打扰别人时，他们往往会这样问：“我能向你要求一个小恩惠吗？”（Can I ask you a small favor?）或者：“你能腾出几分钟吗？” (Can you spare a few minutes?）并且在事后总是要道谢。

如果中国人这样去要求自己的熟人，就会被认为是“见外”。的确，当笔者在大陆时，受熟人帮助后加以道谢，就受到“见外”的责备。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因此，国内确实具有一种海外所没有的温情脉脉的气氛。然而，这种“做人”的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就如果中国人这样去要求自己的熟人，就会被认为是“见外”。

的确，当笔者在大陆时，受熟人帮助后加以道谢，就受到“见外”的责备。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因此，国内确实具有一种海外所没有的温情脉脉的气氛。

然而，这种“做人”的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就不一定吃得开。有些中国人到了美国，以为主动地替别人办事，就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以及多交朋友。然而，过分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认为这样不近人情的行为一定背后藏有动机，例如用“人情债”来将自己绑住之类。因此，为了避免失去对自身行动的决策权，一般美国人多半会躲避这样的“好意”。偶尔，在某些情形中，也会出现接受了“好意”而没有“礼尚往来”的例子。

中国人的这种人情味．在国内比在海外的华人中还要显著。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正是躲避了冷冰冰的现代法权关系，尽量保持传统人情味的制度。

的确，大陆人士熟人间古道热肠、急人之难的倾向，有过于港台的中国人。不少大陆的人仍然保持“鉴貌辨色”的古风。例如，有时候我只是闲谈中说起自己需要的东西，是漫不经意地提到的，事后就忘记了，但是在下次见面时对方却竟然已替我办妥。

的确，中国人对陌生人虽然很粗暴，但是在需要“做人”的时刻却是“仁至义尽”的。有些时候，我拿了介绍信去另一个城市办事，收介绍信的人即使帮不上忙，也在大热天跑老远路来到宾馆中找我，而不要我本人出动。

此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只见过一次面的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但是在公共汽车上碰到时却抢着替我购票。我在大陆时．偶尔也会与同一幢留学生楼内住的美国友人外出，有一次在上车后我立不稳，一时找不出钱买票，他却自顾自地只为己买了一张票。因此，两者的态度形成很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