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疫情暴发以来，被称为“抗疫队长”的福奇在佩戴口罩、重启时间、疫苗研发等问题上，多次与美国政客意见相左，因此被逐渐边缘化，一度丧失话语权。
《纽约时报》分析称，“医学专家们的防疫措施同美国短期经济利益之间的巨大矛盾，是美国联邦政府选择‘封杀科学家’的重要原因，即便这需要以公众健康作为代价”。
受苦的依然是美国人民。
我始终认为，政治家和医学专家最为矛盾的地方是关注点不同，前者看到的是利益，后者看到的是人。
所以，我们应当致敬医生们，因为医者、父母心，他们救人最彻底。
1958年，一名中国医学科学家，也是抱着悬壶济世的理想，命令助手将沙眼病原体滴入自己眼睛的。
他的双眼很快就肿得像核桃一样，出现了明显的沙眼临床症状。在随后的40天里，他冒着失明的风险，坚持不做任何治疗，收集了一批十分可靠的临床数据，至此，持续了多年的沙眼病原体的争论终于落下了帷幕。
他登上了学术声望的高峰，也成为第一个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
他就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衣原体之父”汤飞凡。
1897年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乡绅家庭。汤家在当地算是望族，但到汤飞凡出生的时候，家道早已中落，父亲为维持家计设馆教书。
年幼的汤飞凡，常听关心国事的父老私下谈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运动，不知不觉中，那些维新、改革、学习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的思想渗入到他年少的心灵。
1914年，听闻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湘雅医学院首次招生，抱着学医救国的志向，汤飞凡从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成为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
当时，湘雅学院是出了名的教学严格、淘汰率极高的学府，与汤飞凡同时入校的18名同学，经严格考试选拔，毕业时，只剩10人，汤飞凡就是其中之一。
寒窗苦读的7年时间里，正是微生物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传染病的致病菌接二连三地被发现，汤飞凡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1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申请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期间不仅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也使他对济世救民有了新的认识。
1925年，28岁的汤飞凡，经学校推荐，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只身前往深造。
那时，世界病毒学正处于拓荒时期，汤飞凡参加到开拓者的行列，指导汤飞凡的美国导师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决意把他挽留在哈佛大学。
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环境，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无比宽阔的视野，都对汤飞凡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这时，他收到一封祖国寄来的信，写信人是他的老师 “中国第一代现代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他希望汤飞凡回国任教。面对老师和祖国召唤，1929年，汤飞凡毅然回国。
刚到上海，汤飞凡就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就任后，汤飞凡从无到有，备课程，建实验室，并开始做病毒学研究，发表有价值的论文达20余篇，且多被权威性专著和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战火连天，汤飞凡几经辗转，从上海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他多方筹措资金，终于在昆明建成了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处微生物学、免疫学基地中央防疫处。
此后，汤飞凡成为中国疫苗学的奠基人，他带领着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们，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开启了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事业。
1943年，防疫处制成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疫苗，更产出了大批质量达到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
在汤飞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周都在他家举行一次读书研讨会，阅读世界各地的学术期刊杂志书籍，交流讨论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正是这样的研究会开启了我国研制青霉素的计划。
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在条件极为简陋，资金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汤飞凡想要生产国产青霉素，这在当时许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看到前方负伤的战士们，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老百姓，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汤飞凡心想，有些事他必须是要做的。
过程是艰辛的，每个步骤都是一段奋斗的历程。终于，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建成了，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苦难的老百姓因为它度过难关。
建国后，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传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带领团队制出鼠疫减毒活菌苗、黄热病疫苗、牛痘疫苗，为控制疫情做出极大贡献，使用了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痘苗产量。
根据他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了16年。
然而，在汤飞凡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未完成的梦想，他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毕生之役。
沙眼，现今看来是一种很小的疾病，但在20世纪中早期，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中国沙眼发病率55%左右，农村地区更是高达80%以上，即十眼九沙。
从1887年起，对沙眼的研究经历了从“细菌病原说”到“病毒病原说”等过程，当时都未有定论。
在日本的上野公园，有一尊塑像，是一位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人物，他叫野口英世，如果你去日本旅游，导游都会给你讲述，他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了纪念他，日本的1000日元纸钞上印的就是野口英世的头像。
野口英世曾发表过一篇论文，称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野口的论文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汤飞凡却对这个结果有所怀疑和保留。
为了对抗沙眼病毒，汤飞凡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当上海的实验室建好以后，他便开始研究沙眼病原体。他选出20多个症状典型的沙眼病例，严格按野口英世的论文分离细菌。
经过7个月的实验，仅仅有一次是野口论文中写到的“颗粒杆菌”，他用这株菌接种家兔和猴子，它们均未产生沙眼症状。
此后，汤飞凡开始了分离培养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工作，尽管实验屡屡受挫，但他并没有灰心，而是意识到，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
1955年，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的第8次试验，汤飞凡终于获得成功，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中国人，而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汤飞凡的结果得到国际上的公认，野口英世就这样从日本细菌学教材中消失了。
名将可以靠百战，名臣可以靠历练，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怀着对科研的赤诚和负责以身试毒。
用了汤飞凡的方法人们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精准找到了沙眼的治疗药物，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生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副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由于汤飞凡在沙眼病原研究中的杰出贡献，1980年6月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授予汤飞凡沙眼金质奖章，但国际眼科组织并不知道，汤飞凡早已过世。
1958年，汤飞凡在拔白旗运动中成为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批判对象，最终无法忍受屈辱，于9月30日早晨自缢身亡，年仅61岁。
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专家李约瑟，在得知汤飞凡过世的消息后，曾说，“为能结识你们国家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
科学是超越国界的，知识属于全人类，但科学家们却与自己的祖国血脉相连，羁绊至深。
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曾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勇敢的汤飞凡，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医学，我们无法估算，他究竟救过多少中国人的生命，我们也无法衡量，他舍身忘己、民族大义的价值。
每个少年都有过盖世无双的梦想，都有过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当岁月变迁后，所有的梦想和豪言壮语便成了少年轻狂的记忆。
但是，历尽千帆的矮小少年，牢牢记住少年时的梦想，毕生追逐这个梦想，并于花甲之年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就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为了纪念这位无双国士，1992年，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这是对他在我国微生物学领域所作卓越贡献的纪念。
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老一辈的医学工作者曾发出“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的悲叹。
是啊，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汤飞凡，终其一生，都在为消灭祖国乃至世界民众疾病而努力。
我们应当铭记英雄汤飞凡，就如《那年那兔那些事》中表达的一样，谢谢先辈们为种花家付出的一切，我们幸福并感激着。
很高兴与你相遇，更多精彩好文欢迎关注自媒体：无物永驻，多平台同名。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