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面的一九七九
九自从在大队广播上唱了第一首《北京的金山上》,二苗再没睡过懒觉。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等着管广播的安庆叔。
安庆叔手里提着一串钥匙呼呼拉拉走过来,二苗不吭声跟在后面。到了大队部广播室,安庆叔打开电源,用手指敲敲包着红绸的话筒,再凑近‘’喂喂喂‘’试几声,一阵刺耳的噪音过后,话筒安静了许多,只剩“呲呲‘’的电流声。安庆叔把话筒往下压了压示意二苗可以开始了,二苗清清嗓子,走近话筒: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
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
二苗唱完,站在一旁,两只圆溜溜的眼睛看着安庆叔,安庆叔打开三斗桌左边的抽屉,摸出一块玻璃糖。二苗咧开嘴脸上笑开一对酒窝,眼睛眯成两弯月牙。接过糖转身往外走,又被安庆叔叫住:“二苗今天唱得好,叔再奖励你一块糖。”安庆叔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块玻璃糖,二苗接过飞快跑出广播室。“噔噔噔”的跑步声吓得躺在大队部门口的“小黑”麻溜起身跑出好几米远,对着二苗的身后恼怒地吠个不停。
二苗今年六岁,四姐妹中,排行老二,姐姐叫张苗,她叫张二苗,下面两个妹妹依次:张三苗,张小苗。
二苗一直不喜欢母亲给她起的名字,太难听了!哪有带数字的名啊!街坊里的刘大狗、王二蛋、赵四喜虽然名字有个数字,但人家这是小名,学名好听着呢:刘红卫、王晓玲、赵保健。
对门的玉顺叔一看到二苗就戏逗她:“大的亲,小的娇,不亲不娇二杠腰。二苗是个二杠腰!二苗是个二杠腰!”二苗每次都被逗哭,一边哭一边追打玉顺叔。
因为自己的名字,二苗对母亲总是耿耿于怀,母亲喊她,十有八、九都装作没听见。
奶奶常和邻居们抱怨:我家媳妇肚皮不争气,只会生妮子,啥时能给我生个“带把儿”的。二苗每次听到,心里既痛快又解气,哼!让你不好好给我起名字,什么大苗二苗,活该你有三苗、小苗!
二苗跑到家,拉着刚起床还在哭闹的三苗,她吃力地把妹妹抱在自己的腿上,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玻璃糖:“三苗,看二姐手里是什呀!”三苗一看到玻璃糖,马上停止哭闹:“糖!糖!我要呲(吃)糖!”
母亲拉过二苗给她洗脸:“二苗真聪明,妈才教了你几遍洪湖水你就会唱了,唱得真好听!”
受到母亲的夸奖,况且今早又得了安庆叔两颗糖,二苗开心地又哼唱起来。
母亲把二苗的头往怀里搂了搂,仔细为她擦脸。母亲又怀了娃娃,七个多月的身孕,肚子圆鼓鼓象揣个篮球。二苗抚摸着母亲的肚子,不解地问:“妈,娃娃怎么在你肚子里长大?”“多吃饭呢,吃多了就能在肚子里长个娃娃,而且越长越大!”“我也吃的很多呀,怎么不长娃娃呢?”“哈哈哈哈……”母亲笑过一阵儿小声问二苗:“二苗,你说妈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二苗转动着大眼珠很认真地想着,如果再是个妹妹,名字没法起呀,小妹没叫四苗叫小苗,再来个妹妹总不能叫小小苗吧,如果是个弟弟,好听的名字就多了,什么锋啊,波啊,斌啊,伟啊的。于是非常肯定地告诉母亲:是个弟弟!母亲开心地笑了,轻轻捏捏二苗的圆脸儿:“二苗说的对,肯定是个弟弟!肯定是个弟弟!”
母女俩难得这么亲昵一次!
早饭后,二苗坐在门槛上,看着一群群上学的小学生。他们戴着红领巾,背着花书包、挎着小黑板,三年级的学生还抱着大算盘,跑起来哗啦哗啦直响,甚是威风。二苗满脸羡慕,只盼来年秋天快到,自己早一天拥有这些装备。
八点多的街上,没了上学的孩子,没了上班的大人,安静了些。远处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指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奶奶在里屋叫着:“二苗,快进来。朱小脚过来啦。”
“朱小脚”,一只脚没有脚趾,圆乎乎一个肉疙瘩,身材高大,眉重目圆,脑袋顶端光溜溜,下半部头发很长,长期不洗头,像毡子一样结成块儿,身上穿的衣服不象衣服,旗子不象旗子,花花绿绿,参差不齐,一只残脚无法穿鞋子,用破布裹着,走路一摇一摆。
每天早上八点多“朱小脚”定时在二苗家门前这条街上走一来回,嘴里一直喊着毛主席语录。大人们说“朱小脚”是个疯子,小孩子见了唯恐避之不及,二苗天生胆子大,不怎么怕他。每次朱小脚经过她家,二苗都倚着门框盯着他,他也总朝二苗看,每次都给二苗一个稍纵即逝的微笑。
听父亲说,“朱小脚”原先是县里的大干部,不知犯了什么错被批斗,极寒的冬天,居无定所的“朱小脚”没有被褥,生生冻掉了脚趾头。好心的街坊看着可怜,夜里偷偷给他一些窝窝头、破棉衣,才保住了一条命。老婆跟他离了婚。后来疯疯癫癫的“朱小脚”住到了后街一个破庙里,总算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声音越来越近,“朱小脚”已走到了二苗家门前。二苗的右手放在上衣口袋里摸到了那块玻璃糖,鬼使神差地,她把糖扔到了“朱小脚”的跟前,“朱小脚”显然看到了,稍稍一怔,背语录的声音也顿了一下,只是那么一瞬,“朱小脚”把胸挺得更直,背语录的声音也比先前大了许多。他朝二苗来了一个不明显的微笑,继续一瘸一拐往前走。二苗走过去捡起那颗糖重新放回口袋,怔怔地望着朱小脚蹒跚远去……
白天,百无聊赖的二苗到离家仅二十米的学校趴在教室窗台上看学生们上课,居然学了不少字,会唱了不少歌,这样大队的广播上总能听到二苗的新歌,二苗也每天拥有着小朋友们羡慕的糖果,遇上哪天高兴二苗会分享给小伙伴半块糖或半个核桃。
二苗有时会拿着小瓶子到处逮金牛,抓蛐蛐,捞蝌蚪。时不时还会在家里搞些“破坏”:吃馍馍沾香油,不小心打翻了油瓶子;偷吃白糖打碎了糖罐;在奶奶的织布机上胡乱撂梭子挂断径线……更有一些不可饶恕的行为,挨了母亲的暴揍。
那次母亲给姐姐买了一双尼龙袜,二苗从来未见过那么漂亮的袜子,五颜六色的图案犹如孔雀开屏般绚烂。但母亲只给姐姐买了一双,二苗越想越气,把袜子串在耙子上扎了好多小洞,扔到了后院的猪槽里。中午母亲下班看到了猪槽里被糟践的新袜子,提起二苗一顿好揍。母亲下手很重,但二苗始终没哭,只是倔强地重复着一句:谁让你不给我买!谁让你不给我买!二苗这次过激的抗议有了意想不到的成效,此后姐姐再穿新衣,二苗总有一件同款的。二苗暗自窃喜,那顿打挨得太值了!
周奶奶住在二苗家隔壁,是个深居简出的老太太。周奶奶高高的个儿,六十多岁的老人腰杆直溜溜,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在脑后挽个发髻,两条眉毛很黑,眼睛很亮,一说话露出一个闪闪的银色门牙。二苗总在夜里琢磨,周奶的那颗牙是银的还是铁的,最后给自己的答案:肯定是银的,铁的会生锈,周奶奶家有钱,她不会看上铁牙。
周奶奶夏天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连襟上衣,黑色的裤子平平整整,没一个褶子。她爱养花,院子里除了冬季其余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花开,周奶喜欢坐院子里的石桌旁,左手夹着一根烟,右手拿着一本书,一边吸烟,一边看书。二苗一见周奶吸烟,就不敢靠近,周奶奶放下一脸严肃,温和地向二苗微笑,然后继续看书,二苗一个人蹲下来看院子里的花或者两手托着下巴远远地看她。
周奶奶对二苗来说是个谜,和奶奶一点都不一样,奶奶不识字,周奶奶会看书。奶奶要种地,周奶奶只养花。奶奶爱和邻居家的老人拉家常,周奶奶喜欢一个人待在家。
二苗喜欢周奶奶家,爱她家的一尘不染,爱她家新奇的物件,爱她家姹紫嫣红的小花园。尽管去的不多,也极少和周奶奶说话。一到她家,二苗立马从一个假小子变回乖乖的小妮子。
每当夕阳西下,二苗坐在田埂上,看着火红的太阳慢慢地消失在地平线,彩霞一片片、一层层挂满天边,火烧一样壮观。
初秋的田野,大片的玉米地丰茂葱茏,芝麻角结得一层层,密实实。芝麻杆劲壮笔挺,陇行分明。
扛着锄头收工的知青清脆明朗的笑声洒满田野,夕阳的余晖下一排生动的剪影像画一样美,蓝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空气里混杂着燃烧的烟火味儿和青香的庄稼味儿。
二苗老远能在一大群知青中一眼认出刘海涛。在二苗眼里,刘海涛就像画报里的人物,头发乌黑浓密,双眸清澈明亮,两条剑眉英气十足。高高的个子穿着蓝白相间的海军衫,军绿色的的确良裤子。一脸阳光明媚的笑容,看上去俊极了。
二苗托着下巴出神地看着这群青年,心里有些懊恼,自己怎么还不长大,长大就能嫁给海涛哥啊,那样海涛哥就能天天背着她玩儿,给她烤玉米棒子还有烤红薯。二苗知道好几个女知青都喜欢刘海涛,也知道刘海涛也有了要好的对象。
想着心事的二苗全然不知一群知青已走到身旁。刘海涛挠着二苗的黄头发,声音清脆动听:“二苗,走,回家吃饭了,吃过饭到大队部看我们排节目!”“又在发愣呢,二苗,走吧,跟姐姐一起回家!”
说话的姑娘名叫李越,她就是刘海涛的女朋友,别人都夸李越长得漂亮,可二苗总能找出她很多缺点:个头不算高;皮肤太白看着不健康;鼻子太尖象个外国女人;两只眼睛迷迷离离好象总也睁不开……总之,二苗认为自己长大肯定比李越好看。
二苗不理睬李越,往嘴里使劲儿迸着快要成熟的芝麻籽,夸张地嚼着。
二苗望着亲热交谈的李越和刘海涛的背影,气鼓鼓的甩着手里的狗尾巴草,独自悻悻地往家走去。
晚饭后,孩子们聚在大队部的大院里,席地而坐,兴高采烈地观看知青排练节目。
节目丰富多采,唱歌、跳舞、三句半二苗带头使劲鼓掌,小伙伴深受感染,一个个小巴掌拍得通红……
日子在二苗清脆的歌声里,在“朱小脚”嘹亮口号中,在知青婉转的笑语里一天天过去。
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二苗如愿成了一名小学生。母亲为她做了好看的格子书包,父亲做了一块黑亮的小黑板。
神气的二苗走在学生群中,一手握着书包带,一手握着小黑板带,骄傲的如同解放军战士,白皙光滑的小脸泛着两团红晕。
这年九月,二苗掉了一颗门牙。弟弟晓波快满一岁。“朱小脚”住进了县委大院。周奶奶一家迁到了省城。刘海涛返城当了工人。李越还住在大队部埋头复习准备考大学。
得知刘海涛返城,二苗有些怅然若失,但很快在一个个生字和一道道算术题中,把刘海涛淡忘了。偶尔看到李越,二苗发现李越其实真的很漂亮。
这一年,是一九七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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