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西方艺术史，突然对“独立人格”有了新的认识。
说实话，以前对西方艺术是不了解的，历代名作看了很多遍，但依旧陌生，看不懂。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学了《外国文学史》，大概知道了神话及宗教对西方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慢慢意识到，看懂艺术，得读懂历史。这才总算找到一点门路。
我在读《列奥纳多·达·芬奇传》的时候，震惊于文艺复兴时期众多艺术家的辉煌成就，也震惊于达芬奇惊人的追求极致的艺术精神和对万物的痴迷探索。我真以为西方是艺术的天堂，艺术家的乐园，可以尽情的创造心中所想，追求心中所爱，真就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绚烂舞台。
但是我忘了，那个时代除了有心怀梦想的艺术家，还有财力惊人的金主爸爸——美第奇家族们。自知罪孽深重的大家族们，为了向神表达自己的诚意和忏悔，出资让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们在教堂画画。天才遇到了金主伯乐，所以任性一点也无妨，尽情追求“自由之精神”也无人指摘。这幅享有盛誉的巨作《最后的晚餐》（图1），是达芬奇在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餐厅的脚手架上创造出来的。他每天廖画几笔，然后回去研究人体解剖，拿着解剖成果再回来画几笔，从1494年画到1498年，整整画了四年。
是时代的宽容，金钱的宽裕，让天才有了更充分的挥洒才思的空间。热爱与时代同频，他们，是幸运的。
而在两个世纪后，新兴资产阶级崛起，同样有着艺术坚持的“伦勃朗”命运却不尽相同。当他创新性地画出《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时，时人惊异于人物的生动和场景的真实，异于当时严肃生硬的画风，遂将他捧上神坛。而同样是艺术的创新——集体肖像《夜巡》（图2），却因为表现过分的真实，而不是包装后的美貌，以至于甲方拒绝付款。
时代变了，一个表面繁荣的年代，是不喜欢残忍的真相的。而在“甲方最大”“顾客不买账”的时代，依然能坚持对艺术风格的迭代，探索新的可能，保有对独立人格的坚守，这份勇气比达芬奇的天才成就更让人敬佩。
回到当下我们这个时代，不谄媚，不讨好，不控制，不极端，坚持自己的想法，探寻自由的高度，就变得更难。如何既能吃饱饭，又保有对独立人格的探寻和坚守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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