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宝三年（公元774年），中国文化史上一次开启了一次巅峰级的盛会。主角就是诗仙太白、诗圣杜甫，还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边塞诗人——“诗狂”高适。他们一起漫游梁宋，登吹台，游梁园，狩猎于孟诸野泽，饮酒赋诗，怀古论今，结下深厚的情谊。
然而，中国历史总是会陷入治乱相循的怪圈，好景不长，安史之乱把盛唐带进了黑暗时刻。人到中年的杜甫仓皇逃难来到成都，当时的高适任彭州刺史，听说杜甫来到成都，马上来粮食接济，还资助他修建草堂安顿家小。
草堂建成，高适也经常携酒来看望杜甫。杜甫看到高适在乱世中劳悴不堪，须发皆白，心中一阵酸涩，无限关怀的对高适说，老兄啊，成都天凉寒湿，我敬你一杯酒暖暖，你要多保重身体，别感染风寒。诗曰：“移樽劝山简，头白恐风寒”。
国家不幸诗家幸，杜甫后来生活困难潦倒，无奈给高适写信：“借问彭州牧，何日救急了？”患难见真情，高适倾其所有济困扶危，后来高适调任蜀州刺史，杜甫写诗称赞高适：“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
公元761年农历正月初七人日这天，高适给杜甫写了一首诗《人日寄杜二拾遗》表达对杜甫的思念：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杜甫看后，感动不已，珍藏书箱。
十年之后，晚年的杜甫漂泊于湘江之上，也是在正月初七人日这天，杜甫整理书籍，偶然又翻到当年高适写给他的这首诗，此时高适已去世五年，杜甫的境遇悲凉，“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回想起年轻时候的共同出游，草堂的诗酒唱和，而今故人已去，杜甫不禁潸然泪下，黯然神伤，挥笔写下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
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从此以后，高杜二人人日唱和的佳话便流传开来。清朝咸丰四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在四川南充监考完回到成都之后，就住在草堂的附近，特地等到人日这天来到草堂，一挥而就写下名对联：
“井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
此联一出，文人墨客竞相效仿，每年人日这天，纷纷来到草堂挥毫吟诗，祭拜诗圣杜甫。从此以后，人日游草堂，吟唱杜诗，赏梅祈福，就成了成都杜甫草堂每年最重要的节日。
慧思：
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我们从高适、杜甫之间的患难之交见证了古人朋友之间讲信修睦，相规以善的高尚情怀。
然我们读历史也会发现，所谓强汉盛唐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视角的宏大叙事，所谓的平民素人不免沦为家天下的极权阶层的工具，如一代雄主唐太宗豪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值此人日，我们不禁反思，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究竟有多少时间活出了人的自尊、自立、自由、自信之境？西哲康德感言：“人是最终的目的”，康德很明白，我们所有的典章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公共管理和服务，都是为了服务于人，让人活得更好。只有把人作为终极目的，才可以对抗一切似是而非的伟大理想，免于被狭隘的民族主义牺牲的灾难。
可惜，今天的国人，从国家民族，到家庭宗族，无论文化、教育，都在浓烈的父权意识中失去自我，悲夫！
现代文明重谈“人日”，更应从“人当是人”（唐君毅先生语）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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