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似乎很难相信，在15世纪就能够纵横于大洋的明朝，到了 16 世纪中叶竟然无法从容应对自家门口的海盗。
事实上，明朝对海洋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它不同于那些自发或者被迫向海洋大国转变的国家，而是主动放弃了充当亚洲，甚至是全世界霸主的机会，从初期的繁荣到停滞不前甚至“落后”，终于导致海洋贸易和海军实力直线下滑。
要想转型为海洋国家，或者说海洋国家要想更加强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14世纪后期到 15 世纪早期的明朝，其自然科学与技术遥遥领先。
但是，这种良好的局面却未能相对长久地持续下去，后劲不足是其致命伤，这种窘状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需要借助国外的技术。再加上战事的连连失败，让这个帝国逐渐日薄西山。
明朝频频颁布和实行禁海政策，使它错失了航海发展、壮大的大好机遇。从时间线来看，14世纪晚期的禁海竟然一直延续到了 16 世纪中期，这中间的“漫长”时间恰好是如黄金般珍贵的发展期。当欧洲的许多国家正在不懈努力发展海洋航线的时候，明朝却陷入了故步自封之中。
下面就是一些让人看起来就觉得憋屈的规定：凡建造双桅以上船只以重罪论处；毁弃海船并收监商贩；禁止下海通番；操纵桅船出海者按非法论罪……
在郑和航海结束后，明朝虽然实行了种种禁止海外贸易的措施，但其庞大的近海和远洋舰队，甚至相关经济部门都还存在，只不过对外贸易减少了许多，尤其是出口。随着白银对于国力的作用越来越强，明朝的出口贸易也显得日益重要。
在15世纪和 16 世纪早期的繁荣时间里，确保航海的安全是沿海官员的重要职责，大量的水军战船正好用于打击海盗和执行沿海防御任务。这意味着，明朝仍然保留着向海洋强国发展的潜力，如自然科技、航海技术、造船能力、国家财力……
这时候，明帝国如何做选择就很重要了。然而，其在15世纪中期就主动放弃了海上扩张是不争的事实。明朝不再直接参与航海贸易了，只是将航海活动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到了16世纪中叶，明朝遭受的威胁日益加重，其早期的国力积累使它可以快速反应过来，这时候其海上活动能力也并非不堪一击。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次严重的威胁化解中得到印证。在1550—1590 年间，沿海地区海盗猖獗，名将戚继光给予其沉重的打击；日本入侵朝鲜，明朝出兵支援。
明朝在前期拥有强大的财力、物力、科学技术、创造能力，这使得它能成为航海强国。然而，由于制度的缺陷，导致其在航海上不能保持强劲的势头，并持续发展。
二，
应该说明朝在航海上的超强能力得益于宋、元两朝。
南宋是以港口城市作为京城的王朝，杭州位于长江下游，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沿海贸易的集散地，拥有大型的造船厂，内河水道天然优良。这个时期的航海实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譬如，海洋测量学、航海技术、海上作战能力。
这些让这个王朝在遭受强大的蒙古军队连续进攻时得以生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南宋是在抵御了蒙古近45年之后才最终灭亡的，而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南宋水军大部倒戈投降了蒙古人。
1141年绍兴和议后的南宋，北部边界基本固定在秦岭、淮河一线，首都则建立在杭州湾畔的杭州，这种背海立国的态势和海疆形势使得南宋在发展陆军的同时，海军的发展也应运而生，并在总兵力中所占比例大幅度增加，其地位也明显上升。
在海战中的主导防御作用，在历次战争中的全局战略配合，越海深入敌境协助陆军作战，参加长江防线的防御……可以说，南宋海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4世纪的明朝在航海和海战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其造船能力达到鼎盛时期，造船工厂遍布于全国滨江沿海各地，像江苏、福建、湖广、浙江、南京、福建等地都是具备超强造船能力的，且呈现出数量庞大、船体增大、船型繁多等特点。
这些造船厂规模大、组织严密、功能齐全。以南京的龙江船厂为例，它隶属工部都水司，占地8100亩。内设工部司，掌管督察；提举司，负责造船业务；指挥厅，指挥生产。造船厂生产组织分布合理，井然有序，按专业性质分为四厢，分别为：一厢制船木梭橹，二厢制造木铁揽，三厢修补旧船，四厢制造棕篷等物。
根据英国学者米尔斯的推断，郑和远洋的宝船中的巨型船长约138米，宽约 56 米，载重量约为 2500 吨，排水量为 3100 吨。在造船方面，中国曾远远走在欧洲前面。
三，
河流战在明朝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鄱阳湖之战，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完全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随后，对下游地区的吴国进行征讨，于14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成功剿灭吴国。接下来，朱元璋又对广东、福建等地进行征讨，这期间，多以水战为主，也有陆路协同作战。如果没有强大的水军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作战任务的。
或许是朱元璋太熟悉水军，以及见识到它的强大作用，因此，对水军和航海经济反而心存戒备。而且，他把贸易和海盗的概念混为一谈，认为其是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的罪魁祸首。
明朝初期的航海贸易和沿海防御政策，是以否定或限制航海经济为目标，绝不能超过其他类型的经济。
为消除海上和水路方面的威胁，朱元璋从1371年开始设立水军卫所，分布于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担负着从渤海湾到南海之间的巡防任务。
对于倭寇骚扰一事，明朝的皇帝一般都拒绝发兵，认为那是劳民伤财之举。那些活跃在福建、广东沿海的倭寇时常骚扰、抢劫，但明朝因为地形和曲折的海岸线，疲于奔命，难以有效地对之进行剿灭。换句话说，明朝是很难根除海患的，即便是有抗倭名将戚继光这样的厉害人物，也没有完全做到。
这样一来，禁海便有实施的前提。
第一次禁海是在1371年，然而禁海后，问题却更加严重了。明朝采取压制私营贸易的手段，同时又拒绝在朝贡制度下的等量交换贸易的往来。这就使得原先光明正大的贸易，被迫走向了另一面——很多商贩做起了海盗、干起了走私的行当。
1405—1433 年间，是明朝海上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郑和的航海活动以及具备的海上力量的影响已经威胁并影响到了对手，打通或扩大了明朝与东南亚、印度之间的官方贸易海上通道。
到了16世纪中叶，海盗逐渐横行。这主要是因为沿海卫所制度在 16世纪以前被忽视了，海盗因此有了滋生、滋养的空间。
其实，海盗的横行反而是明朝繁荣富强的一个反映。当葡萄牙人涌入亚洲后，当他们在16世纪初期横跨印度洋，1510 年在果阿（ 印度地区）建立了一个基地，并在1510 年推翻了马六甲苏丹的地位后，终于打通了南海与葡萄牙的往来线路。这条航线的开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至少表明葡萄牙控制了明朝与全球经济之间的主通道之一。
16世纪晚期，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并一度呈现繁荣的局面。尤其是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东亚海面上的活跃，而明朝也从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里收益颇丰。
譬如，以1597年一年的白银为例，通过马尼拉流入明朝的白银就将近 35 公吨，超过 850 万两。比之前 50 年的银矿生产总量还要多，这是因为明朝的茶叶、陶瓷、丝绸产品在欧洲大受欢迎。
因此，16世纪 90 年代的明朝，并不是一个垂死没落的国家，反而是亚洲一个很有活力的国家。最有力的一个说明就是，万历年间明朝可以很快应对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挑战。要知道，银两是支持军事力量的基础。
然而，万历皇帝并没能抓住在朝鲜取得的战略上的巨大成功，壬辰战争中的收获因忙于朝廷内斗而无暇顾及。最终，这位皇帝想让这个国家涉足海上贸易并强化、扩大的意图就这么消亡了。
壬辰战争后，明朝开始忽视海洋，让地方官员管理海上事务，打击海盗的作战仍然在继续。清军入关后，随着郑氏家族的没落，尤其是施琅在澎湖海战中一举重挫郑家部队，明朝想通过海上复国的微弱愿望被彻底扼杀。
作者简介：熊显华，半拧巴、跨界怪咖青年，长期关注国际局势，出版了《海权简史2：海权枢纽与大国兴衰》《带不走的只有你》等多部作品，《印度简史》即将在北美出版发行。
本文摘编自《海权简史：海权与大国兴衰》，标题为编者所加，汇智博达出品，转载请私信联系我们取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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