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址迁移之杂谈

桥址迁移之杂谈

        来到广阔天地，我得以初识现实生活中的袁家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故里先民为纪念唐代名士陆龟蒙而建的天随桥早趋坍塌，实亡而名湮，人所共知的是袁家桥。桥之方位，挪至原桥墩石西面八十米处，两端连接着狭窄的埂渠田径。

        国人素有安土重迁观念，特别看重故居老宅对门第世系家族渊薮的影响，认为宅基风水跟命运前程有着密切的关联，轻易不愿迁离故土，即便建造新居，亦以在原宅基地上起屋发楼为大吉。由屋及桥，撼本动基人所忌讳，大凡于民众生活须臾不能或缺的重要建筑物，均循此传统观念，视固守根本为敬尚祖荫、毋违庭训的范则。究其原委，这跟我国以宗族、血缘为主的社会结构直接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之姓氏文化和地缘认同等因素也增强了国人的寻根归本意识，加之农耕社会人们多定居于狭窄的乡间闾里，人的流动性不大，安土重迁就成了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

        物理同于人情，袁家桥的坐落于原址数百年而不易其墩基，就是因它仅服务于两岸几个小村落的人居之需、并不担负重大历史使命的缘故。固守有因，迁徙也必在理。仔细琢磨眼前袁家桥的八十米位移，缘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凿了电力灌溉渠，连接了镇境与乡域，加强了镇乡群众的往来，甚至密切了江浙省际交流。人们沿灌渠南行，若直截跨越鸭栏泾之西流，可直抵塔港进入浙界。于是，袁家桥的移址，就势所必然；于是，天随桥的遭冷遇乃至最终塌毁，似亦不可避免。

        其实，出于便利交通、密切交流之需而迁址者，袁家桥并非个例，黎新桥的西移与杨家桥的南徙，时代背景变易动因大致趋一。构成社会的最小分子是活生生的人，社会基础设施服务于人们生活，“设施”与“人生”的关系协调过程是永恒的动态的，“设施”存在的处所、呈现的样式等，务必顺应“人生”的优化要求。生活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为保护城市“绿肺”，钢厂迁址；为留存地下古迹，地铁改道；为兼顾商区开发与文物保护，古建筑平移；为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苏州留园复制版万里跋涉定居美利坚……纷繁多变的世象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由此，我联想起这样一幕情景：某校，学生经常性地穿行于教室至饭厅、至校门的花圃草地，日子久了，走的人多了，以致“本无路”处“也有了路”，这不能以“朽木不可雕、顽童不可教也”一言以蔽之，相反，他们的贪乖巧、走蹊径，遵循的是截弯取直以提高功效的物理规则。大而言之，长江激流无畏崇山峻岭的阻拦，以万马奔腾的气势一往直前，进入东海；列车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山峦峰巅越冰川、穿隧道，天路奔驰……不管自然抑或人工，物质的呈现状态大凡以应天顺人为最佳。那么，袁家桥的西移，其根本缘由不正同此？

        社会在变革，时代在发展，由桥之移址作番推演，谚语“树挪死，人挪活”似不全正确，有重新考量的必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激活了中国四化建设的棋局：农民进城务工，三峡库区移民，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发展……无不证实，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人力资源的自由有序流动，形成了人尽其才的良好社会环境，激发了人民群众无穷的聪明才智，使每个人的才能毫无限制、源源不断地得到发挥，这是中国经济之所以保持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人挪活”，交流，活跃了人，造就了人才；至于“树挪死”，现代园林艺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判之为悖论；而如果把“树”放大转化为大千世界一切可造之物，加以符合其发展规律的“腾挪”变革，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人间奇迹。“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的现实就是明证。黎镇南郊袁家桥移址重建、畅达省际交通的变迁，也可视为恰当的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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