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讲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西方进入创新经济、中国的土地财政，这两个事情正好在同一时期发生，让中国的供应链网络成长起来了，于是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但近些年，部分制造业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这带了一种新的担忧，就是中国会不会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讲，我们就会展开来讲，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这种产业格局是终局性的。也就是说，很难会有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来取代东亚聚集区的位置。

这种产业格局，也让世界经济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前，世界经济秩序是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是一个“中心到外围”的结构。而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中国这样一个副中心，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双循环结构。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不可能出现

上一讲我们说了，中国的崛起，主要是形成了一个制造业的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是由无数家中小企业组成的。

其中，单个小企业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作为微观个体，它们确保了生产的效率。

这些小企业之间又互为配套，不断动态组合，形成一个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确保了生产的弹性。

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其中的小企业越多，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就越深，生产的效率也越高；同时，互为配套的组合可能性也就越多，弹性越好。

要论规模，中国具有绝对的优势。

当下的中国有着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超级发达的物流能力，超级完备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人口资源，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有着强烈的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欲望。

这就带来了超大规模的发展动力。

在外贸领域，由于中国所承接的需求都是面向全球销售的，因此下游的承包方也是面向全球市场生产的。

在内贸领域，网络平台、电商的出现，再加上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使得任何看似需求极低、很少有人会买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市场，充分体现了“长尾理论”效应。

这就催生了大量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分工，让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和弹性继续放大，分工深度和弹性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你用的iPhone手机就是个很好的说明：“iPhone生产所需的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三小时就行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意要想落地，所需要的制造业的整体生态，都在中国。

王煜全先生在“得到”的订阅专栏里面也讲过，现在的投资人要考察一种创新是否有能力落地，甭管你是哪里发展起来的创新，都要看你在深圳是否有办公室。这都是最直接的例子。

近些年，这个供应链网络的范围已经超出中国，以整个环中国海地区的东亚为单位。

中国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零部件、半成品，在中国完成总体组装，再向全世界出口，整个东亚被整合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业集聚区。

“世界工厂”这名头应该属于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几年前人们一直在讲中国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每年有比如两千多亿美元。

但实际上，这两千多亿美元顺差的背后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一千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我们是代表着整个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了对美国的顺差。

在供应链网络扩大到整个东亚的过程里，也有部分制造业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这就带来了我们开头说的问题，人们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也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拉美、东南亚等一系列国家的发展过程的总结。

之所以会有这么个陷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每个国家自己搞一摊，各国的成本结构都是一样的。

一旦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它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了，土地价格一定也会上涨，总成本就会上涨。

而其他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就会转移到那些地方，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

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出现的制造业部分转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走，而是整个供应链网络在东亚内部进行重构。

焦点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应链网络。然有些企业在搬家在转移，但它们只是在改变自己在供应链当中的位置以及地理布局，但整个供应链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受到本质影响。

中国压倒性的规模以及完整的产业结构，使得这个供应链网络的中心始终在中国。

传统经济学当中，认为经济的成本包含三个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制度经济学又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

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又重构了交易成本的内涵。因为供应链网络是极其庞大、复杂的，假如不能有效地管理供应链的话，就没法有效控制成本。

因此，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了，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所以，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幅上升了，但制造业却仍然能快速地发展。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大胆假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出现，使得生产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集聚区内各个国家之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半成品贸易，而这个集聚区形成的前提，是西方的创新经济。

因此，从创意、到生产、再到分销等等各个环节，都进入到了跨国分工、乃至全球分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已经被取消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网络，会不会被其他地区取代。

由于供应链的规模效应，在可预见未来，除非出现某种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否则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与东亚进行全面竞争。

中低端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聚区的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是终局性的，进得来出不去。

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胆的预言呢？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现有东亚集聚区的制造能力，已经能轻易满足全球的需求，新崛起的地方很难与东亚就制造业进行竞争；

另一方面，其他地方若想重复中国崛起的历程，大规模承接外包需求，它也必须有大量已经建好的，但又几乎空白的开发区，否则供应链体系无法成长起来；但上一讲我们也解释了，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开发区建设，在中国以外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当然了，也不是说任何类型的制造业都不能转走，那种对供应链要求不高，并且对于远距离物流成本敏感的制造业，就能转走。

一种产品对物流成本是否敏感，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单位重量的产品售价。

如果售价比较高，就不敏感，比如手机；如果售价比较低就敏感，比如玻璃、低标号水泥、粗陶瓷之类的。

像玻璃、水泥这样的产品适合就近生产，不适合在距离销售市场很远的地方生产，这样物流成本太高，不划算。所以这样的产业能够被转走，也应该转移走，这符合经济规律。前一阵福耀玻璃向美国转移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要注意啦，福耀玻璃转走的是面向美洲市场的生产线，面向亚洲市场的生产则不会转走，因为它要就近生产。

至于部分工厂从中国向东南亚的转移，这是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在内部进行的结构性调整。

比如在2012年之前，中国是耐克鞋的最大出口国，之后则成为了越南。这并不是说耐克鞋的整个生产流程都在越南完成，只是最终工序在越南完成。

越南在这个产品的生产工序上，是依靠整个东亚集聚区来完成生产的，这样才能使耐克鞋的生产效率最大化。

所以，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就相当于这个供应链网络的半径扩大了，但仍然是是中国为中心的。

所以可以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是终局性的，它很难被取代。

这就带来了世界经贸秩序的一个深刻变化，从以前的“中心-外围”的结构，变成了双循环结构。

中国成为“双循环”经贸结构枢纽

“中心-外围”结构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提出的一个概念。

他认为，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中心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外围地区。

中心国家主导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技术等等各种秩序；外围国家只能成为中心国家的市场和原材料殖民地。

由于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它们能在国际贸易当中获得更高比例的收益，外围国家则没法完成足够的资本积累，也就没办法摆脱悲惨的地位。

一直到20世纪末的经济史，基本都符合这个“中心到外围”的结构。

但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以无法想象的方式崛起了。

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了，导致全球贸易结构开始变化，开始形成一个双循环结构。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这个过程可以看作第一循环。

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中国向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这是第二循环。

这两个循环都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在“中心-外围”结构下，西方国家直接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

但是随着创新经济和制造业外包，西方国家逐渐开始去工业化，主打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不需要原材料的，只有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才需要原材料。

而亚非拉这些外围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就是原材料。因此，西方国家就不再直接和这些原材料国家发生经贸联系了。原材料国家只能和东亚集聚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进行贸易了。

中国因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中的枢纽，脱离开中国这一环，全球经济就没法完整运转起来了。

前面说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但那会儿还主要是政治上的中介性力量。今天，中国的中介地位已经扩展到了世界经济领域。

我们可以说，“中心-外围”结构下的“中心”，发生了裂变。

制造业秩序是中心国家必不可少的功能，过去是西方主导，现在变成中国主导了。

但全球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仍然来自西方，中国的制造业大发展也是西方创新经济的拉动，所以西方还是主中心，但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副中心。

这两个中心，彼此之间不大对付，经常处在一种竞争关系当中。

于是，沃勒斯坦说的外围地区，获得了一种突破的可能性：

中国与西方国家都会从外围地区争取盟友。拉盟友肯定得给好处嘛，但这个好处不是简单的援助，而是一系列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以及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安排，这些新的贸易规则，会让外围国家在贸易中获得更多红利，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这样，中国的崛起就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了，而是对整个外围国家都有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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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是终局性的，是很难被取代的。

这进一步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转型，从“中心-外围”结构，转成“双循环”结构，中国是双循环当中的连接枢纽。

中国与西方的博弈关系，又使得过去的外围国家获得了新的发展可能性，中国崛起因此而具有了更加伟大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拉动，同样体现在发达国家上；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同样体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

2008年以来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困局，与中国崛起也有着深层的关联，反过来对中国的内政外交环境又形成了一系列连锁影响。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