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对父亲有一些清晰的记忆，是从6岁开始的。
六岁之前还模糊记得两个片段。其余都是母亲偶尔跟我讲起的。
六岁之前，我记得屋里炕沿下面有一个火盆，火盆里有一个白色大茶缸，茶缸里有肉和粉条在滚开的水中不停地翻动着。茶缸没盖开着口，随着飘出的白色蒸汽，香味溢满整个房间。我就站在炕沿边，等着。用不了太久，就会看到父亲端着碗，用筷子挑起两根粉条或煮得很烂的红色瘦肉，嘘嘘地吹上几口，不烫了就挟到我的嘴里。
另一个也是关于吃的，他左手拿一个生鸡蛋，右手用一张浸湿的纸把鸡蛋包住，再把火盆里烧得不太红的炭火扒开一个坑，然后把这个包着纸的鸡蛋放进去，再慢慢把炭火覆盖到鸡蛋上。一会儿，父亲就给我扒拉出一个烧好的鸡蛋。
要知道这两种小灶，在四十多年前的河北乡下，可是一般孩子都难得吃上的。
父母都出生在河北的同一个村镇。父亲身下还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年爷爷当兵退伍后，回到了老家河北，被认任命为村里的大队书记。因为爷爷读过书，所以他也让儿子从小念书。我父亲毕业之后就在乡里当了老师。
年轻时的父亲高大、俊朗、又有文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富帅。听我母亲说，当时村里的姑娘都想嫁给他，但是父亲唯独对我母亲情有独钟。后来听父亲讲，为了接近目标，他先跟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成为最好的朋友。
长话短说，父母结婚后，母亲22岁时就生了我。两年后妹妹也相继出生。
听母亲说，当年我们家的日子在村里是数一数二过得好的人家。没几年，就有几十只羊和几头牛。
但后来因着计划生育，父母在28岁那年带着我和妹妹居家搬迁到了东北。投奔了母亲那边的亲戚。临走时，把家里的牛羊都折了最低的价格，给了双方的父母。把剩余的大部分钱款先打给了东北的那位亲戚，让他先代为保管。哪成想，正是因为父母这一个小小的失误，使得我们到了东北，生活都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到了东北才知道，那位亲戚早把我父母先打给他的那一大笔钱，借给了他没有偿还能力的亲人。
也正是因为这位不靠谱的长辈的举动，差点使我们全家迁到东北后家破人亡。
初到北方，因为没有钱了。我们这一家四口人都挤在不到40平方的两间小房子里。房间有电没水，屋里一个炕，屋外一个灶。窗户没玻璃，屋门破的闪着一个大缝，冬季风呼呼地往里刮。
生活的巨大反差，让母亲一下子就病倒了。一病就病了几年，严重时要住着棍子才能行走。从此重担就落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头。
父亲经人介绍去化肥厂做了一名外包装卸工，工资低、活累、还没有一点福利。他没日没夜地装着火车，我们的日子仍然是异常拮据。出工时，他把一点白面留给生病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自己只带点玉米面。夜晚装车间隙，饿极了，就用工友们煮完面条的汤，放点玉米面，打起糊糊充饥。糊糊一点都不扛饿，父亲就咬牙撑着。
这些都看在工友们眼里，他们戏谑地对父亲说：“你这个人真是要钱不要命，挣这么多的钱，活又这么累，你却舍不得吃，你是不是傻呀？”
他们哪里知道，父亲辛苦挣来的大部分钱都用来给妻子看病了。那几年，家徒四壁的房里，从来没有哪一天不熬中药的。尽管如此，我母亲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
记忆中，日子稍稍好过点的时候，我已经上了二年级。那时候父亲辞掉了化肥厂的工作，去为我们一个远房亲戚的木材加工厂打工。虽然工作危险但是收入能增加一些。就这样，随着生活有了起色，我母亲的身体也奇迹般地渐渐硬朗起来。
这中间的过程有点漫长，我就跳过去说吧，后来父亲承包了亲戚的这个锯木厂。他没日没夜的忙碌，我们的生活就更好过了一些。这期间我们家又添了两口人，多了两个妹妹。
再后来，父亲就和另外一个长辈合伙承包了另外一家大一点的锯木厂。那时候我和妹妹正念初中。再后来跟他一起承包的那位长辈突发脑溢血去世，父亲就自己雇个下锯，又这样干了几年。
在我和妹妹初中毕业时，父亲有了一点经济基础，在郊区一处地方买地盖房。建起了一间私人木材加工厂。场地上一共雇了四个人，有两台锯。
虽然有了自己的事业，父亲更忙更累了。他没有做甩手掌柜，厂地上的老板是他，主力干活的也是他。起早贪黑的赶工，半夜2:00钟起来干活都是家常便饭。
我当时初中毕业，因差些分没有考上县里最好的高级中学，再加上四个姐妹都要念书，家里经济负担实在太重。我选择了打工。
三年后，父母思虑再三，想为我谋条出路。他们在叔叔的帮助下，为我在内蒙家族的连锁生意里另外开出一家。父亲拿出全部的积蓄10万元，给我开了那家店。要知道20多年前，那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资金。而且剩下的三个妹妹都还在念书，父亲的爱真的是对女儿毫无保留。
多年以后，我从父亲口中得知，当年的这笔钱，他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使我没把生意做好，钱赔光了。他也不会怪我。因为父亲说，我念书最少，他是用这个方式弥补我。
后来因为国家对北方山林的一个限制开采，木材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三个妹妹们当时还都在念大学，父亲把厂房先租了出去。对于家里庞大的开销来说，那点租金仍然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父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内蒙古煤矿下井。那一年他已经50多岁了。
井下的工作既危险又劳累，因着他初来乍到，因为囊中羞涩，又没有事先请带队的队长吃饭。所以再一次收工的时候，那人让别人都下班，唯独把一堆两吨重的煤留给我父亲让他一个人干完再下班。俗话说得好：“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下井的那两年里，父亲为了他的孩子们能够继续念书，忍受了很多的屈辱。
困境中的日子总是那么的让人难熬，但终究也还是熬过来了。
我在内蒙经营分店的日子，常常也是深夜两三点钟一大车货物运到，卸车摆货到天明，辛苦自不必多说。
我终将没有赔掉父亲的钱。中间都会按时寄钱给母亲，补贴妹妹们上学。三年以后，连本带利拿给了父母。他们当时就把利润给了我一半。这也为我后来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这些回忆还只是那些难熬日子的几个点而已。现在我们姐妹也都相继成了家。早已做了外公外婆的他们老了，而且真是很老。
最近，我的儿子在翻看家里老照片的时候，突然举着一张二寸的黑白老照片问，“妈妈，这是谁呀？长得也太帅了吧！”
“是你姥爷年轻时呀。”
“什么？是姥爷？这长相可是一个天人。”儿子拿着相片，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
我在心里想，“是啊，我的父亲在生活的磨砺和艰辛中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了！”
去年父亲来南京做手术，这个病是他多年前因长年锯木头落下的一个病根。女儿女婿们都尽心尽力，给父母带去了一些安慰。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有一次打电话回去，父亲不在家。问父亲去哪里了？母亲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在我的追问下，母亲终于说出实情，父亲竟然去工地上干泥水活了。
“怎么能让他去干那么累的活呢？年纪这么大了，身体又动过手术。如果钱不够花，我们会再给你们寄去呀！”
母亲连忙说，“四个女儿都寄钱，钱是足够用的。只是你爸爸一辈子干惯了，在家根本呆不住。”
经过我们姐妹几个轮番上阵劝说，终于在一个月之后，我下班回到家。打开手机，看见父亲发过来一条语音：“放心吧！我今天跟老板说了，明天就不去干了。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以后不会再干累活了。”
父母今年就70岁了，姐妹们多次劝说他们能来我们身边定居。可他们总是犹犹豫豫，既怕南北气候差异，水土不服，又觉得故土难离。
今年的父亲节就要到了，父母终于答应冬天之前会来与我们相聚。现在夏天刚要来临，可我好像看到了冬天将到。
……文章还没写完，电话已经来了，是父亲打来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