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靠着武力和恐吓连续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部落，直到他在1206年成为蒙古草原上无可争议的真正霸主。
随后蒙古人将注意力转向了更大的目标。1211年开始，他们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最后挺进到中国金朝的国土，夺取了中都。
1219年蒙古人进攻花剌子模，蒙古人有意制造恐怖景象，所有的生物——从女人、孩子和老人，到牲畜，到家禽——都遭到了屠杀。成吉思汗洗劫一座城市的目的是想让其他城市和平投降、快速投降，并用这些恐怖的屠杀昭示其他统治者，最好的做法是谈判而不是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甚至可能是全部）在进攻中被摧毁的城市都很快得到重建，这说明那些后世的波斯历史学家或许过度夸张了蒙古人进攻的负面影响。
成吉思汗大约在1227年去世，但他的继承者毫不逊色，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目睹蒙古帝国的扩张和强势统治的是他的儿子窝阔台。窝阔台策划了从朝鲜半岛、西藏、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一直到西方欧洲的所有战役，他是蒙古所有成就的最大功臣，但同时也是导致蒙古停下征伐脚步的最大责任人：1241年他的去世为蒙古的对手们提供了关键的喘息机会。
下一任大汗是孛儿只斤·贵由。蒙古人有更为远大的目标，那就是统治全球。
对蒙古人的恐惧还在欧洲掀起了一波宗教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亚美尼亚教会与希腊东正教教会进行商讨，希望相互结成联盟。拜占庭派遣了一个特使团到罗马，提议结束自11世纪以来将基督教派一分为二的争端。过去欧洲的教士和君主们没能完成的事业，最后反倒靠着蒙古人成功了。
正当宗教和谐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散落的沙子开始朝分散的方向漂移。大汗贵由在1248年突然死去，蒙古内部展开了激烈而漫长的王位争夺战。
蒙古人决定暂不发起进攻还有别的原因：当时蒙古帝国已经以“元”为名号，并在古城中都上建立了新城。自那时起，这座新城便获得了延续至今的重要地位，它就是北京。
新可汗蒙哥将蒙古大军在1258年攻到了巴格达城下，稍加围攻后便彻底攻陷了它。
征服行动带来了无数的战利品和无穷的财富。胜利者被“掩埋在黄金、白银、宝石、珍珠、绸缎、衣物、金盘和银罐当中，因为他们只抢夺这两种最贵的金属，只抢夺宝石和珍珠，只抢夺绸缎和衣服”。
人们还未从巴格达陷落的消息中缓过神，蒙古人再一次出现在了欧洲。
这场危机似乎是来自于一个已经在埃及得势的、野心勃勃的新政权。埃及的新君主与蒙古人同根同枝，也是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
欧洲和北非已是门户大开，但蒙古统治者聚焦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而阻挡蒙古人控制尼罗河、控制埃及肥沃农耕土地以及四通八达贸易通道的，居然是同样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中世纪的战役将在中亚和东亚的两个游牧民族之间打响。
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此时正在向北挺进，去对付那些横扫巴勒斯坦的蒙古军队。蒙古人所向披靡，如今他们却要面临首次大败。1260年9月，蒙古人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艾因贾鲁遭遇惨败。
到了13世纪下半叶，蒙古人的疆域已经非常辽阔——从太平洋到黑海，从大草原到印度北部再到波斯湾。于是，分裂在所难免。帝国被划分为四个主要分支，这些分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一支仍是以中国为中心；中亚则由察合台统治；在西部，占领了俄罗斯至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了“金帐汗国”；而大伊朗地区的统治者则被称为“伊利汗”。
马穆鲁克人玩起了巧妙的政治手段，最后成功地和“金帐汗国”的首领别儿哥联手。这种联手无疑将促使基督教欧洲和伊利汗之间达成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最终敲定，目的是帮助基督教王国一次性收复圣地。
由于联盟跨越几千英里，并且牵涉全球宗教的利益，所有美好的承诺最终都不了了之。
十字军骑士首次夺取耶路撒冷的两个世纪后，他们被迫放弃了最后的立足地。1291年，西顿、提尔、贝鲁特和阿卡纷纷落入马穆鲁克人手中。基督教圣城已永不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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