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扇窗户,是赊账的,快过年的时候,木匠带着他女儿去我家里拿的钱。
木匠的女儿,是我中学同学。中学毕业十七岁,就结婚了。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没什么共同语言。在年前赶集的时候,她遇到我,跟我说,自己去我家里要债的事。我说,你没问问你爸,就那么几扇窗户他做了半年吗?去要钱,是不是就给你们了。她没说什么,陪笑几句走开了。
上学那几年,家里是很困难,可是房子再小也盖起来了,猪圈也盖起来了,我心里是很开心的。
母亲依然操劳,很累,一天不停的干活。有了自己房子,我以为父亲会变好,可是,依然如此,说骂人就骂人。
那些年,我觉得我和弟弟以及妈妈都是有抑郁症的。弟弟不愿意回家,就在太原,大学那边自己度过寒暑假。而我,惦记家里的妈妈,我必须回家。
大二的时候,养猪已经不行。大型养猪场兴起,猪价波动太大,小农经济经不起风浪,于是母亲开始张罗干点别的。她想去工地,做力工。而父亲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工地。他说,工地人素质差,满屋子臭脚丫子,工棚里,磨牙放屁啥样都有,吃的饭就跟猪食一样。那时候,我才发现,他可能谁都不爱,但是他爱自己,他从不逼迫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第一次去工地,是父亲和母亲一起去的。不过干了几天,他就发脾气,跟人吵架,回家了。在他心里,他得看家,一个大男人,他要看家。很多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找个地方,放肆的流泪,想赶快长大。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准备专升本,准备考公务员,或者准备考本地的老师。我消息很闭塞,毕业就是毕业。毕业就意味着离开校园,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我期盼的是后者。
我每次要钱,父亲不会说不给,可是家里没钱他就开始跟母亲吵架。他曾经一直强调他的亲戚都好,各个都好。那些年伯父帮忙借出去的钱,很多都没要回来。最后的两千块,在一个远房表哥手里,我和妈妈去要了回来。他说我们,非要去拿那点钱回来。那副语气就像他是个有钱人,或者是个伪装的有钱人,因为我们去要钱暴露了一样。本来把自己的钱拿回来是件很高兴的是,被他泼了冷水,心里很不高兴。那一晚,又借着这个借口大吵大嚷。
大学那几年,一个姑姑曾经在我们没有吱声的情况下借给我们一千块钱,后来大二的时候,父亲半年没有收入,姑姑又给拿了两千块。一个姨父,借给我们两千块。每次开学,老姨和老舅都会给我一百块。可以说,帮过我们的,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至于我父亲拼命维护的那个表哥,父亲去了,说是借一个月就行,他都没敢拿一分钱出来。不过父亲也终于看清了自己护了几十年的外甥,从此以后,不再来往。
表哥十岁没有了母亲,不出百天姑父再娶。父亲隔三岔五就要去姑姑家转一圈,怕的就是表哥表姐被后妈欺负。前前后后表哥也没少说大话给父亲画大饼,但我从来都不喜欢表哥,事实证明,他真的不行。不过,我会感恩借钱给我们的人,对于那些冷眼旁观的人,我也不会有恨,也只是冷眼旁观他的生活便好。这是母亲的逻辑,也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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