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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毛泽东文集》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 ? 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 : 一削 ( 削脚趾 ) ,二拍 ( 拍背 ) ,三吹 ( 吹鼓手 ) ,四打 ( 打烟铳 ) ,五采茶 ( 男女合唱采茶戏 ) ,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 : 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五流丹青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 ( 光绪二十五六年 ) 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 ( 四十斤左右 ) 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 : 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 ( 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 ) ,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
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 ( 所谓少爷 ) 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 : 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 ? 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 ? 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 ? 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 ?“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 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去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棋,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与。现逃,店没收。
各种公会多得很,祠堂里的公会如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产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费外,大概总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积蓄,而是拿钱积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粜给贫民,把钱积起来。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
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那些穷苦人闹着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种,他们是要分了田去变卖,得钱还高利债或买明天的早饭米。在这种情形上面,看得出贫农群众因为他们苦得没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扫”呀、“慎终追远”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渐地不要了,他们的生活迫着他们要不了这些宝贝了。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县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经手的豪绅“吃油饼”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与考棚。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起个“尚义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写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全县共有八个头等大地主,如城区的刘土垣,篁乡区的罗含章,南八区的谢杰、邝文荣,双桥区的梅洪馨,兼三区的潘明征 ( 绰号“屎缸伯公”),澄江区的林朝官、王菊圆,收租都在于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区的项山堡人,连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开的药店、杂货店,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
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势力来,他就失势,但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经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红军到来他才跑往武平。
刘俊福 ( 坵坊 ) ,过去称万户,分开了,现有四百石。儿子刘鸿翔,赣南中学毕业,又在北京文化大学读过书,狗屁不通,却十分反动,双桥区反革命首领之一,现还在死守炮楼。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寻乌状况分为三种情形 : 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这种人在地主阶级中比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
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而不是为了什么“开通民智,振兴教育”。但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他们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着大多数。
第三种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窎的山僻地方。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他们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有些仍是薙去额发一二寸。
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
由这两个阶层 ( 小地主与大中地主 ) 的斗争,引导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
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 : 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普通所讲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
这班新发户子看钱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至于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 ( 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 ) ,而且除了靠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
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
这一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七,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是一个并不很小的群众。他们衫很烂,要讨来着。三餐饭两餐食杂粮 ( 粟板呀,番薯片呀 ) 。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办法。
大暑 ( 旧历六月 ) 割禾,立秋 ( 旧历七月 ) 量租,地主通知农民把租送来。不见送来时,地主自己打个洋遮子,亲自跑到农民家里去催。再不送来,就派工去取。取又取不着,就调了他的田。有些恶地主呢,就告农民的状,捉了农民去坐班房,不过这种恶地主不多就是。
大地主及公堂的钱很少借给人家的,因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乐而不在增殖资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钱做这些用,送子弟读书也要用钱 ( 这不是他的重要目的 ) 。一小部分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此,也就无钱借与别人。
寻乌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苹,他的父亲是个雇农,苦得没有饭吃。他小时提个小篮子卖小口 ( 糖子、荸荠、咸萝卜等等 ) ,后来读书,先生见他聪明,不收他的学费,以此读出头来。他做过两任县知事、两任省议员。他在乡间是个极顽滑的,什么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赞成新派,同时又禁止他的女儿剪头发,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县土地斗争起来,他采取反对态度,这次红军进攻古姓炮楼,他又主张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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