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昭通市镇雄县销毁一批来自湖南益阳的重金属超标大米的报道引爆网络！湖南大米“有毒”似乎越来越“深入人心”，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潜在影响和有效的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湖南等地耕地遭受污染，存在重金属超标确有其事，但近年的治理也卓有成效！
2013年3月和5月份，广东多批次检测出湖南大米存在重金属镉的超标，至此揭开湖南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的事实。在食品安全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人们一日三餐高频使用的大米如果出现问题，确实是对人民身体健康存在威胁的隐患。
该事件立即得到国家和湖南的高度重视，很快启动了调查程序，通过全域抽样化验排查，掌握了境内耕地被污染的范围和程度。2014年10月份开始制定湖南重金属专项治理办法，实事求是地治理耕地重金属污染，率先在长株潭地区试点，研究采用休耕、种植结构调整和采用低吸镉水稻品种种植等办法来有效解决耕地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在经过几年的探索后，2018年湖南全面实施污染防治3年攻坚计划，同时实行的还有河长制工作方案，投入巨资进行流域污染治理。
时间来到了2020年，湖南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应该来说有了很大的成效。一方面环绕洞庭湖、长江支干流的重点污染企业基本完成了关停或工艺达标改造，杜绝了污染源头；一方面掌握了污染区域后，持续投入资金进行污染治理，例如撒施生石灰、休耕等措施来恢复土壤；还一方面就是进行了种植结构调整，应该来说，所有湖南已知的重金属污染区都进行了种植结构调整，由于水稻大多数品种是易吸收镉等重金属的，所以不少纳入污染监控区域的耕地都基本退出了水稻种植，污染程度较轻的地段也会采取推广低吸镉品种来应对。
所以，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湖南层面，关于食品安全，关于大米镉等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相当重视的，所投入治理的资金也是空前的，国人应该对此有充分的信任和信心，不能被偶尔表露出的信息事件而否认已经取得的成效，甚至全面禁止、打压湖南大米！
湖南大米再次被查有毒，最终受害者到底会是谁？
这次湖南益阳销往云南的大米被检测出镉严重超标并销毁，事件追溯后益阳方面也对相关涉事企业进行了处罚。而事件的始末也开始在互联网等媒体发酵，有毒大米事件最终的受害者会是谁呢？
首先，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指向购买这类大米的市民消费者了。确实，根据医疗结论，人体过多摄入镉等重金属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引起肝肾等脏器病变，是骨痛和一些人患“痛痛病”的元凶！所以，不经意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这样的“有毒”大米的消费者，理所当然地是需要关心、关注的受害者。
不过，更多人是不必要引起恐慌性担忧的。在城市各大超市上架的大米，不论来源是否是湖南地区，一般都是经过了相关检测的，所以，即使是湖南大米，在超市上架的绝对是达标的。再说，要达到人体致病的程度，需要在人体内富集的重金属量达到一定的量，如果不是总是食用这样的产品，广大消费者是不必要过多忧虑的，有时过度重视和担心引起的心理损害甚至远远超过体内所摄有限重金属量的危害！一个浅显的例子，小孩子喜食薯片、爆米花等膨化食品，这些食品的铅含量比其他食物都高，长期食用的小孩也是大概率有血铅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孩子也并没有禁嘴，家长们也没有恐慌。关键的原因就是这其中有个量的度和身体代谢功能，这样的重金属要在人体富集到致病的程度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所以，更多的大米消费者，包括那些吃湖南大米的，有正规渠道的食品安全监管，你们是安全的，哪怕是不经意间偶尔接触到了镉超标大米，少次也不必要太多担心，不要把自己整成“受害者”角色，那样给您身心带来的伤害不值得！
其次，广大水稻种植农民、大户或种植企业将成隐性受害者。耕地是否受污染，这不是种植者决定的，更不是他们主观意愿造成的。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工业高速发展后大量工业企业随意排放所造成的。这是个社会问题，是国家在一个时代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惨痛代价！
虽然当前在湖湘范围内进行了土壤的抽样检测，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金属污染治理，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要武断地断定哪些范围没有重金属，或者已经完全有效治理到位，我相信谁也没有办法给出这个答案！那也就是说，湖南地区生产水稻，一定时期必然会面临这个重金属超标问题，像这次云南发现湖南益阳供销大米存在镉超标不大可能是最后的一次，如果不加正确引导，必将加大国人对消费湖南大米的信心，严重制约湖南水稻商品化率，对湖南广大农民，特别是那些种植大户和种植企业将是一个长期困扰！很明显，他们更是重金属污染的受害者。
至于这次涉事的大米购销企业是否也是问题大米的受害者之一，这就需要大家的认定了。
新冠疫情世界肆掠的当下，重视粮食安全的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部分湖南大米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呢？
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绝对可以负责任地宣称这样的“有毒”大米不能代表整个湖南大米。但是，正如多年前广州曝光湖南大米“有毒”后，湖南大米外销就面临了极大的压力一样，这次云南再次出现类似问题，肯定会打击国人消费湖南大米的信心。
如果湖南大米出不去，潜在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对于湖南来说，大米滞销，必然打击种植水稻积极性，特别是当前土地都进行了有效流转，更多的耕地已经集中到了大户、企业手中，如果他们大面积的耕地种出的水稻不能有效流通，经济损失促使其退出水稻种植将不可避免！历史上“湖广熟、天下足”广为人知，湖南大米为全国贡献的口粮份额可想而知，如果湖南大米在广东、广西、云南这样的省份失去市场，这样的市场必然被东南亚进口、走私的大米所占领。如果这样的渠道正常存在，倒还看不出大的问题。但是，今年全世界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很多国家已经禁止本国的粮食出口；还有南亚和非洲国家的蝗灾也可能让一些国家粮食供应趋紧。所以，这些省份如果将大米市场份额转向依靠进口、走私，那么，一旦相关渠道阻滞，传统消费大米的这些省份是可能出现“粮荒”的！
那么在国家当前重视和鼓励粮食种植以提高粮食安全的当下，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有效应对“毒大米”事件可能对湖南水稻种植的长远影响呢？
鉴于我国中部各水系流域存在耕地重金属污染的事实，而真正达到完全治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也就是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部分地区的水稻生产不排除会产出重金属超标的水稻。在新冠疫情在世界上还看不到改善的当下，粮食安全是更为重要的事情。那么，作为产粮大省的湖南，大面积减少水稻生产很可能是不明智的。
目前湖南的春耕备耕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更多的耕地已经在开始进行水稻早稻种植。只是，如果社会舆论一再对湖南大米口诛笔伐，则湖南水稻种植户在丰收后面临滞销、贱价的风险，那从长远来看，就是摧毁湖南良性水稻种植局面的。这样的效果必然与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相悖。
在此，看是否作出这样的一个解决设想：湖南耕地受污染一定程度存在，产出水稻不排除会有重金属超标嫌疑，那为了保护市民食品安全，同时也从长远保护湖南水稻种植户来确保粮食安全，将湖南今后所产水稻专门由国家用于战略储备而不直接投入市场！
国家各地都有粮食储备库，很多储备库的粮食在多年后存在一定损耗，有的还会面临保存难题而出现霉变、报废的情况，在战略储备一定时期后一些粮食要么用作饲料销售，要么作为生物发电原料。原先很优质的粮食在完成战略储备的任务后可能就不大能发挥口粮功能了。如果这个情况存在，那么，是否可以将各地的水稻粮食储备基本置换为湖南等耕地遭受污染地方的水稻呢？
我相信，就如一个人在沙漠中缺少水时，为了生存，自己的尿都必须喝！而在粮食问题上，真正面临了战乱、饥荒等情形，就不再是不是大米重金属超标与否的问题了，先填饱肚皮要紧！从这点来看，与其完全停止污染耕地上种水稻，或者一查到重金属超标的大米就销毁，还不如将这些稻谷纳入储备范畴，让其完成历史使命，发挥社会效益，主要去承担储备周期的损耗以及一定时期后用作饲料、生物燃料，还可以备不时之需！
立场不同，想法就会不同。而只有站在更宏观、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当下的“有毒”大米事件，才不至于在历史上碰到“无毒无大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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