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1952年的1月到6月，林徽因以《我们的首都》为总题目，写了11篇文章，向人们介绍中山堂、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三大殿、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天宁寺塔、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鼓楼、钟楼和什刹海、雍和宫、故宫等，这是一系列科普性质的文章，她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启蒙。

在1949年的3月，林徽因被清华大学聘为建筑系一级教授。1949年的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被任命为委员会委员。在1949年的9月，林徽因和清华大学的10位教授接受了设计国徽的任务，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是林徽因设计的。在1949年的9月30号，林徽因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梁从诫先生在文章中说：“母亲的一生中有一些神采飞扬的时刻，但总的来说艰辛多于顺利，她那过人的才华施展的机会十分短暂，从而使她的成就和能力好像不相称。”那个原因当然不在于林徽因自己。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面，林徽因也许可以算上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她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跟西方的，古代的跟现代的——全部打通，这个就是跨界。而且她的跨界不是在表面上取悦大家，而是在很多领域里面都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她是一个专业的人，梁从诫先生特意提到一点，美国的学者费正清夫妇1979年来到中国访问，曾经专门跟他见过一面，就对他说：“你的母亲的英文，常常让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她有一本厚厚的书——《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本书现在是这个专业里面必读的书。前沿的部分，其实一大半都是林徽因的手笔，但署了梁思成的名字。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林徽因还试图用英文为汉武帝写一个传，已经开了头，但这后来是她一生中没有能够完成的一件事。

总之，林徽因这样一个人的出现，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一种现象。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代表人物，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又古又洋。所谓的修养，就是既能争论魏晋风度，又会鉴赏抽象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