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读蒋廷黼《中国近代史》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读蒋廷黼《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一书的作者蒋廷黼先生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历任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外交领域，因为蒋先生对历史和外交的熟知，1935年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后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本书是他1938年短暂赋闲时候的写作，中华书局在尽力还原编辑后，又附上了其做学者期间的主要论文，内容上体现为全局与专项相结合的局面，写法上采用了考据与评论相并重的模式，读着生动过瘾，全无历史教材的刻板感，是一本值得强烈推荐的好书。

      限于成书年代的关系，本书所讲的近代史上溯至鸦片战争，下至当时正进行的抗日战争，当时我们共产党已经成为历史舞台上一支独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蒋先生站在国民党当政的角度，因此最后一章可能是因为不大符合出版的要求隐没了一些部分。可惜蒋先生的生命在1965年画上句号，对本书观点不知进行了怎样的反观，这是不必细论的问题，因此还是回到这本书的内容里来。

      中国的近代史命题其实并不好碰，以前看的是以教材类为主的，全是国破家亡，全是白骨血泊，全是控诉寻仇，读一次痛苦一次。蒋先生看近代史，跳出民族激愤，客观叙述了各主要事件的始末，评判的历史人物也非常公道，理顺了大部分近代史读物里没有说明的内容，终于把敌我矛盾的点找准确讲清楚了。因此评这本书，相当于放下课本里的定论，重新评一下中国近代史。

      前些天听郭继承教授讲座，郭教授提出一个“落后就要挨打吗？”的反问，不幸的是，虽于学理道义这个命题答案是否定的，但客观存在却绝不是拼学理道义。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苦难完全是避不开的可谓内忧外患，更不幸的是，内忧大于外患，其根源在于当时的中国易碎却骄傲。

      内忧是什么？战无利器，治乏良策，用人失察，进退无据！一是1637年“虎门天险”已被攻破，然而君王将相依然推崇“民心向背”论，这里不乏层层官员文过饰非的原因，但西人送来先进武器、精巧发明却视而不见，全民抱守天朝上国根基永固的幻梦；二是道光年间大臣们对鸦片控制已经非常重视，但是政策之争两条路线只选择其中一条，而没有做到决策的求同存异，就像对太平天国时剿时抚，政策摇摆，成为制衡权术的工具；三是管理体制灵活性大，进口税收之外另有名目繁多的索贿，同时漏而不交的关税也无严格追查，位高权重如李鸿章等也是公然借做事之机敛财；四是官员的工作方式粗犷随意，比如林则徐禁烟采用的是围困外国商人断食水的方式，散在社会上的鸦片和鸦片进入中国的海关等环节都没有部署周全，在效果上硬气而不持久；五是旧官僚制下宁用文人带兵，也不用先进人士改良社会，更没有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这点以郭崇焘、曾纪泽与张佩纶、陈宝琛相对照就不胜唏嘘，再比如袁世凯，属于虎将型的，爱国可谓赤胆忠心，然而缺乏格局，适合在前线打仗，做政治就不大合适。

      外患是什么？不懂公法，不看情势，不用外交，不争关键。在对外上，国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既没有战胜的能力，也没有谈判解决问题的智慧。在兵力未动之时，在中国的西方人主要诉求在于取得平等法制的经商环境，从历史上看，他们也做了不少协调和忍耐，在中英战争初期，其目的也以商业居多，是资本主义的，但是我们的通商制度和邦交观念是与世界相背离的。理性的选择是全面了解对方诉求，在可达成一致的范围内减少一些摩擦竭力自强，不能妥协的部分要战争，但战争也要得法，也要和外交并进，在这一点上琦善、李鸿章虽然留下的名声不大好，但做的并没有错。结果是，沟通成本大于战争成本，当政者且战且退，士大夫盲目向战，最后“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P6）。当然，后期的侵略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特别是日本等国直接发起的侵略战争，从出发点上看又是完全不同性质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可见P70—P72）。

      再看辛亥革命和绵延之后的国民党政权，唯一的成绩在于打倒了满清，但民族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新的内忧变成了军阀割据，外患变成了列强瓜分，这里面因素也非常复杂，内忧外患中掌握军队就掌握一切也是非常突出的现象。实际上这与康熙年代并没有实质上的进步，一样的外交商贸繁荣开放，文武官员割据贪腐。但从清朝到民国甚至直至现在，如果说当时的先辈有哪一点一直传承下来了，那就是对抗外国侵略时突出的爱国精神，对祖国统一、民族昌盛的强烈渴望和责任感。

      因此，聚拢一下读书体会：一是国非天然为国，需要内政、外交、科技、军事等等方面的协调并进；二是政权越集中、改革越切中要害，国家的发展就快且好；三是社会生活，重在安定，为达到这个目的，既需要自强，也需要向外学习。

      蒋廷黼先生在书的末尾写到“或者将来的科学和史学偕同其他社会科学能产生一种社会工程学。那时的制度改革问题，将变为社会工程问题，而政治家就是社会工程师。”（P356）蒋先生的预想已经实现，也该感到欣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