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散文二十八
报端拾穗
（一）原载《中国科学报》， 2015年11月19日
【编者按。国务院日前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就此，本报采访了若干大学校长、教育专家以及在世界一流大学有过亲身体验的学者，向读者分享他们对于这一高等教育界重大议题的感受和思考。】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杨英锐
绩效机制不适合一流大学
本报记者 韩琨、陈彬、温才妃采写编辑
在国内，大部分高校对教师实行的都是绩效制管理，但一流大学内部是不能用这种模式的，因为绩效管理很容易造成教师之间横向竞争。而这种竞争对高校学术生态的破坏是非常大的。一流大学的管理理念应该是支持和服务于每一个教授在学术生涯中的纵向跳跃。一流只能意味着领跑的第一方阵。
应该说，绩效制模式很有利于管理者进行组织管理。但这种将教师的工资和岗位与“工作量”直接挂钩的模式很容易给教师带来一种外在压力，而相互之间的横向比较，又会转化成为教师内心的一种焦躁，并容易滋生大面积的学术亚健康心态，破坏教师内心追求学术的规律。时间一长，一些教师甚至会因此迷失自己的学术方向。绩效制模式为主导在大学管理中其实是懒惰取巧的做法。
据我所知，有些国外的一流大学在年终也会对每个教授在教学、研究和服务方面作统计，但一般这是很次要的事情。一流大学的教授们不会对此看得太认真，管理层也很少拿此说事。美国高校普遍实行的是教授终身制；该制度从来不用一个统一的绩效作为评价标准，反而是系主任个人在发挥重要的评价作用。因为系主任清楚地知道所在系的每位教师的研究状况，知道每个人的课题意义和研究阶段，知道每个人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志向。而除了系主任，这些情况甚至连院长都不会有太多了解。
这其实属于一个院系的学术生态范畴，这是外人很难了解的。而管理好一所大学，就一定要尽量培植这种学术生态，尽量了解每个院系的独特学术生态，使每一位老师都能发挥自身最大的内心冲动，最大程度上发挥创造性。当然，这样的工作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做到的，但如果做不到，就不可能成为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学。主导美国一流大学的是教授而不是管理层，这与目前国内的现状有别。我国大学的管理层只和美国大学的管理层交流，结果很可能是扬弃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华而吸收了西方大学的糟粕，与一流大学的目标背向而行。
在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那就是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师一般不会产生横向竞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人在学术道路上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人愿意做“短平快”的项目，有人更愿意沉下心做长期学问，这是教师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选择的人在不同阶段所获得的工资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家的学术尊严是一样的，甚至那些因为做长期项目而工资提升较慢的人，在一个系里所获得的学术尊严反而更高。
举几个例子也许能反映美国一流大学的品格。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认为，聘用教授是极为谨慎的工作，因为一旦聘用了一个教授，我们就只能为其学术发展服务而无其他。哈佛大学聘用教授的一个理念是：此人的工作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或思维方式。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系主任说过，如果一个教授一年写了两个以上的基金申请书，他会担心这个教授还有没有时间作思考与研究，会不会退化成二流学者。众所周知，爱因斯坦耗费八年时间研究思考，并学习心的数学工具，最终创立了广义相对论，这可怎么绩效管理呢？如果以为没有一个爱因斯坦的教授群体也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那将是大学理念的无形误区。其实判别一所中国顶尖大学是否世界一流的最好办法，就是问问这所大学的教授们，你所在的大学是世界一流吗？
（二）原载《中国科学报》， 2017年6月13日
【编者按。近些年来，为了追求更加公平公正，我国高考经历了多次改革，至今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那么，放眼国外，其他国家的高考制度是怎样的？是否有值得我国学习的经验与做法呢】
美国高考结构设计的可选择性借鉴
杨英锐
近几年，常有声音提倡参考美国高考制度，主要是因为中美高考制度存在多方面的差异。这里仅就考试结构设计略评异同。
在我看来，中美高考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差异就是，美国标准教育考试的内容和知识离得越远越好，中国的高考则是考试内容与知识离得越近越好。
“考试内容要尽可能独立于知识背景“是美国标准教育考试出题手册的基本原则，它充分体现在试题的设计中，首先是把框架设计出来，然后从知识库里配知识。这对于接受能力和推理能力较强的学生而言，可以不受知识量多少的限制，因而更加公平。
另外，美国标准教育考试与中国高考的出题方式也有很大差别。在美国，标准教育考试的试题设计由专门机构-美国教育考试中心负责。该机构会长期针对所设计的试题进行专门的基础研究，每套试题按题目相对难度随机配置并保持每年各套试题难度分布高度拟合。简单说，其研究内容就是用逻辑语言将试题形式化和模型化，进而通过田野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准确测算每道题的相对难度，使每一道试题充分发挥其在各分数段区分个体差异的作用。正所谓“题题见差异”。这是美国教育考试中心的基础研究看家本事，需要大量投入。
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能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比如语言能力，称为共享认知通道，而另一部分则是需要通过训练和学习而获得的能力。美国教育考试中心会对这两种能力进行严密的实验区分，以便精准考查。
其实，“美国高考”只是为预测学生进入大学第一年的学习能力而进行的，着重考查的是学生在大学第一年里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水平，特别强调逻辑推理能力而不是绝对的知识丰富程度。
中国高考可以参考美国的高考制度和形式，如加强对考试试题的基础研究，注重学生能力考核，使高考更加科学公平。标准教育考试结构设计的技术层次可以大幅度提高测评的透明度，降低高考的神秘感和偶然性，也可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简单状态。
（作者系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认知科学系终身教授，曾任二届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三）原载《中国科学报》， 2017年12月19日
我眼中的2017年
本报记者温才妃、王之康，见习记者许悦采写整理
《中国科学报》：回顾2017年，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杨英锐：2016-2017学年，我学术轮休，主要时间在国内，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加上秋季在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我一共讲了7门课。我的课程都是围绕着两门相关联的新学问，即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这个新领域是我大约从2014年开始研究的，到今年也有十多年了。但2017年是我感受学问最为融汇与贯通的一年，这应该得益于不断的学习与思考。经济力学是经济学与认知科学的整合理论。心智力学是将逻辑与推理心理学，决策论与决策心理学，博弈论与行为主义博弈论整合为动力学系统的理论。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都是以当代理论物理标准模型，尤其是规范场论与希格斯机制，作为概念化和模型化的逻辑引领。要想做到这种大规模整合动力系统的基本理论，融会贯通相关学科的概念体系和模型方法及其使用的数学工具，专心学习和仔细思考是不二法门。
今年我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又反复精读了几本量子场论的教科书，不惜时间和精力，有点像闭关修炼。再在课堂上将自己新近所学和思考不断融入讲课内容，越讲越通。所收获的是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这两门学问越来越成熟了。
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在基本理论方面，属于基础研究。但这一年来我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行为主义金融学领域作了相当规模的田野研究，向这方面的专家们学习，这对经济力学发展很有帮助，丰富了其内容。其收获超出我最初的计划。
《中国科学报》：这一年中，您在教学或科研上遇到的最烦心的事是什么？
杨英锐：学术创新既是令人兴奋的事情，又要求知识的积累与沉思。可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一般来说，创新之心有余，创新之力不足。这大概是由于学者们疏于学习新知识和新领域而造成的。这在我看来，是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曾经有所学术建树的学者们的通病，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使得各学科的融合与基础理论的发展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人人都知道自己学科的瓶颈，却不情愿正视。究其原因，部分是由对新理论的了解学术功力不足又不情愿下功夫补课而致。这就给学术交流带来障碍，久而久之，会使学术生态退化。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20世纪的社会科学的模型化发展，主要还是在牛顿力学的框架下完成的，其局限性已是很多学者的共识。但如何向当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向模型化水平领先的当代理论物理学习，以满足社会科学整合提升的需要，既是社会科学家的使命，也应该是我们应有的情怀。在我看来，今天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正逢其时，机遇难违。
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我的导师告诫过我，博士后的一个重要训练就是正确对待被拒稿。如果要以学术为己任，就要在写作、交流和讲解自己学术思想和成果的过程中耐心改进，宣传不懈，方为大家。我这一年为使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为学术界熟悉，从了解到接受所作的努力，正视谨遵师嘱。
《中国科学报》：回顾2017年，您最关注的高教话题是什么？对您有哪些影响？
杨英锐：今年12月初，我从美国赶到贵阳，参加由贵州民族大学承办的第九届中国认知科学年会暨第三届与世界国际认知科学会议，担任其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并作二次演讲。演讲题目分别为：《认知科学的引领之美，亚经济冲动与意识及其量子色动力学模型》和《要理解量子-意识，都需要了解什么》。
使我震憾的是贵州民族大学在国内第一个创办了以认知科学为名的学院：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并于今年招收第一届认知科学本科实验班。此学院以清华大学教授蔡曙山为院长，他为认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成熟长期努力奔波，功不可没。据悉，今年教育部计划将认知科学列入一级学科门类，这在我看来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件值得世界关注的事情，为其助力，义不容辞。
《中国科学报》：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2017年，您会用哪个关键词？为什么？
杨英锐：总结我的2017年，我最想说的就是“学问深处最宜人”。
（四）原载《中国科学报》， 2018年7月3日
【编者按：“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日前，由全国5.2万名教育工作者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共同参加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让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成为了与会者的一个共识。应该说，近些年来，本科教育在高校中的受重视程度正在逐步提升，但一直以来，人们都喜欢把中国本科教育与外国本科教育作比较，常常是指出中国本科教育的若干问题，再列以外国本科教育的若干经验与好的做法，以进行学习、借鉴。
诚然，中外本科教育的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本科教育在近些年发展中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本期，本报从招生入口、培养过程以及毕业出口三个方面入手，邀请中外高等教育相关教育学者浅议中外高等教育的异同，期待读者借此能对中外本科教育的全过程有所了解。】
本科教育的“中外对话”
培养过程篇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我国各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而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一直以来也都是国外高等教育的突出特点。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中外高等教育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阶段存在诸多差异。比如，虽然中外高校都以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但与中国高校更注重专业教育相比，国外高息更注重学生的兴趣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中国高校多以闭卷考试为主相比，国外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核等等。
中美本科教育的学术生态异同
杨英锐
教授应该是知识的化身
本科教育是任何一所现代化大学的根本，这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通识。这些年流行的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关于美国大学的综合排名，加权最重的就是本科教育。在大学里，系和学院的概念要重于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因为一般前者才能招本科生。
本科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其中心是课堂。课堂教学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其中心是教授。在美国课堂上，无论是否有终身教职，无论是什么职称系列，教员通称教授，体现了教师的尊严、课堂的神圣以及对知识的敬畏之心。教授教书，上本科生的课，在美国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个大学教授，无分学科，天职就是创造发展人类知识。
心理学告诉我们，心智是个体的。创造知识，尤其是基本理论，经常是教授个体的心智过程。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体验是，这个发展知识的心智工作，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这就是美国大学最为珍视的学术生态。对于本科教育，这个学术生态的状况主要是通过课堂来反映的，体现在教授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无论教学手段如何演化，知识就是知识。对于本科教育，一个教授就应该是知识的化身。教授在课堂上的身影，就应该是其自身知识发展的随形。就此目前而言，美国的本科生比之中国的本科生，一般来说要幸运一些，有较高的课堂受教指数。
中美本科生是一样的
讲一点个人教学经历可以具体说明这个见解。我每年在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的课是小班授课，而在北大和中山大学的课都是百人以上，而且连续讲四个小时。无论是在美国课堂上还是在中国课堂上，在如此授课强度下，学生们没有一个睡觉的。
不同的课，不同的教授，授课方式可以选择。我的课堂里不允许学生使用电脑，中美学生都严格遵守要求。我的课没有教科书，主要是讲演。极少用PPT，主要用黑板。课程内容涉及心理学、认知科学、经济学、理论物理和数学等不同学科。所以严格要求学生做笔记，每周收上周笔记作为考核之一。学生的课堂笔记之详略，系统化和书写工整程度，中美学生几无差别。所以我说，中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是一样的。中美学生都有个体差异，层次分级，其分布也是相似的。
可是，我注意到一个区别。我在美国的课上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来自不同学科。而中国的课主要是一个年级，而且是本科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学习最认真。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个现实：美国学生受到四年本科教育，中国学生实际上只受到两年半到三年的本科教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深层道理超出了短文范围。
本科教育的改革是中美大学都在面临的议题。美国大学因为是直道领先，改革较为从容，更易“留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大学有所谓弯道超车的意向，就要避免“去其精华，取其糟粕”的对接陷阱，失去本科教育原有的优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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